对国内人居环境的地理尺度进行了新的划分，主体分为现实人居环境、意象人居环境和拟态人居环境（即“三态”），采用“主观文献归纳+客观文献计量”的方法对地理尺度视角下的人居环境内容、数据和方法等进行评述与展望。① 研究内容趋向综合集成化、新人地关系“广深化”和尺度交叉化等；② 研究数据表现出质度和量度的优化态势、多源数据的时空融合趋势和“小数据+大数据”的组合互补方向等；③ 研究方法体现在质性研究的更新化、计量模型的丰富化和“大数据智能分析+小数据抽样调查”的聚合化等。未来，国内人居环境研究应深化“一横+一纵”的逻辑分析原则，横向尺度关注居住、工作、交通、游憩等不同人类活动的时空特征，纵向尺度关注现实人居环境、意象人居环境及拟态人居环境融合趋势下人类聚居的深层结构，围绕着“三态”人居行为逐步完善为多视角、多领域和系统综合的学科群组。
随着城市间网络联系的快速发展和技术创新对团队依赖性的日益增强，城市的知识生产也将越来越多的受到网络外部效应的影响。基于航空客运直飞航班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利用专利申请量测度城市的知识生产规模，研究了航空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知识生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发现：航空网络的知识管道效应已经成为影响城市知识生产的重要因素，拥有更高网络地位、能够利用更多网络资源的城市具有更高的知识生产效率；航空网络嵌入的知识产出效应呈现递减的边际影响，知识产出水平越高的城市从网络链接中得到的收益越小；知识来源较多、创新较为活跃的经济部门将从网络联系中获得更高的收益，而技术问题可分解性较强、技术处于成熟阶段的部门受益较少；由于知识产出规模、主导产业特征的差异，中国东部地区城市创新活动从航空网络嵌入中获得的收益明显小于中西部地区城市。
以中国造船业发达地区浙江省为例，基于专利数据和订单数据运用UCINET6.0和R语言软件刻画全球研发网络对浙江造船业影响以及浙江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甄别国际研发分工下浙江造船业嵌入特征与路径。研究发现：① 浙江造船研发主要集中于船舶及其推进或操舵装置两大类，研发网络节点集中在浙江舟山，主要合作地区为杭州、上海、北京、台州、温州和宁波，合作对象以省内城市为主；② 造船订单数据网络可视化显示浙江造船业技术合作2015年国内合作伙伴主要是辽宁、福建和台湾，2018年增加了上海、广西、海南和天津，国内合作范围与频次快速增长；与国际技术合作由2015年主要与意大利、丹麦等欧洲国家合作转向2018年主要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合作；③ 浙江在长三角造船技术合作的节点地位并不明显，合作产品集中在生产和研发低附加值的集装箱船、散货船，主要嵌入方式是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单纯供销、承接维修或改装升级订单等方式。
以中国20个主要沿海港口及所在城市为例，首先构建港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算出2010—2019年港口及所在城市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其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港城协同度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然后具体分析中国沿海港口及所在城市港城复合系统协同度的演变规律、驱动原因以及港城协同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最后综合协同度和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提出促进中国沿海港口和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基于“学籍信息中的家庭地址承载了学生空间位置”这一假设，通过学籍信息收集了湖南省株洲县小学生的家庭地址，借助高德开放平台提供的地理编码和POI搜索服务，获得到了株洲县小学生的空间位置和分布，并基于最短路径分析和高斯型两步移动搜索法分析了株洲县小学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及其特征，尝试为区域教育资源的空间均衡性分析与规划配置提供新的数据源和方法借鉴。结果表明：① 基于学籍地址和地理编码技术能够较准确地获取株洲县小学生的空间分布。② 株洲县小学生就近入学距离的最大值、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11.83 km、2.10 km和1.81 km，就近入学距离小于2.0 km的学生仅占55.46%，为株洲县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教育资源配置工作带来了挑战。③ 株洲县北部城镇地区因学校数量较多，平均就近入学距离较小，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普遍较高，且空间差异小，均衡性好；而东南部的乡村地区，平均就近入学距离较大，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普遍较低，且空间差异大。④ 基于情景分析，在不造成局地生源稳定性问题的前提下，新增3所学校后，东南部地区的平均就近入学距离和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有很大的改善，龙潭镇和龙门镇的平均入学距离由3784 m和3520 m降低到3116 m和2636 m，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分别由0.0492和0.0982提高到0.0762和0.1496。
运用ArcGIS软件及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东北地区234座唐朝渤海国古城遗址分布特征，探讨了古城遗址空间格局与自然条件的关系。通过对234座古城址进行分析，发现唐朝渤海国古城址主要集中在4个集聚区，即图们江?鸭绿江流域集聚区（A）、牡丹江流域集聚区（B）、松花江?辽河流域集聚区（C）、穆棱河流域集聚区（D）。其中图们江?鸭绿江流域集聚区是最主要的遗址分布区，位于研究区的南部，占遗址总量的47.43%。研究区渤海国古代城址呈北疏南密的分布特征，形成明显的“空间组群”格局。在当时的气候环境之下，水热条件等自然因素成为影响城址的主要因素，而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区位等人文因素则对古城遗址的数量和分布起重要导向作用。
利用北京社会调查、法律文书、兴趣点、路网、定位数据，发现盗窃及暴力犯罪密度对犯罪恐惧感并无显著关联或影响偏弱，犯罪活动与犯罪恐惧感存在“匹配且具高安全性”“匹配且具高危险性”“不匹配且比主观感知更危险”“不匹配且比主观感知更安全”等类型。脆弱人群更易高估安全风险；防卫空间及街道眼理论分别适用于解释客观犯罪和主观感知，高密度、混合型、密路网的可渗透环境容易产生比主观感知更危险的情形；物理与社会失序、居住不稳定性会产生比主观感知更安全的情形；高人员流动性及高地位社区的居民则易低估安全风险；出入管控和环境维护能起到减犯罪、降恐惧的双重作用。
基于2000—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自下而上”法和Super-SBM模型测度30个省（区、市）的旅游业碳减排潜力，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其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旅游业碳减排潜力的空间关联日趋紧密，网络密度和网络关联数呈增长态势，网络效率和网络等级度呈下降态势；②东部区域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对降低旅游业碳减排潜力所需要素的掌控与支配能力较强；西部区域在网络中居于边缘位置，难以影响和控制其他省（区、市）；③北京、天津、江苏和上海属于“净受益”板块，广东、浙江和福建属于“经纪人”板块，吉林、内蒙古等23省（区、市）属于“净溢出”板块；④空间邻接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产业结构差异、技术创新水平差异和旅游业人数规模差异共同驱动着中国旅游业碳减排潜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形成与演化。
环印度洋地区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是环印度洋地区广阔的地域空间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对中国企业投资、商贸往来等构成诸多潜在风险。基于2005—2019年环印度洋地区49个国家的相关数据，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4个维度选取22个指标构建环印度洋地区国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动态时间规整和地图可视化探究环印度洋地区5个子区域2005—2019年综合风险及各维度风险的时空演变特点。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环印度洋地区国家的综合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区域内国家仍集中在中风险和较高风险等级；② 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和埃及?苏丹?厄立特里亚?索马里是区域内2大综合风险高值集聚区，环印度洋地区国家的综合风险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集聚性”特点；③ 不同地区主导风险不同，政治风险是除澳大利亚以外其他地区的主导风险，也是环印度洋地区目前最主要的风险来源。
“遗产化”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社会过程。基于在海南省琼海、文昌两市的田野调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融合的研究路径，分析手抄南海航行路线指南《更路簿》“遗产化”路径和影响机制，以及交织在其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地方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他者”和海南渔民在《更路簿》“遗产化”过程中会产生相互作用，其作用力量强于“我者”；《更路簿》由渔民家庭内部相传的用于出海作业的“秘本”转为公共领域的具有主权物证价值的“文化遗产”，渔民被赋予了南海“发现者” “经营者”的身份标签；文物收集和文化活动推进了“遗产化”并使不同群体产生互动，“我者”可在“他者”开展的遗产工作中干预“他者”的遗产认知和行为方式；《更路簿》可转化为旅游资源，但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卖点”带动旅游业，居民在利用其带来的经济机会方面处于弱势；“遗产化”有助于《更路簿》记忆的复现和保存，但渔民的“个体记忆”被削弱，也使地方文化结构被重构；《更路簿》在琼海的植根性和“遗产化”效果强于文昌。
滑雪场空间分布特征、集聚演变状况与分布方向性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滑雪旅游乃至冰雪产业的发展。运用地统计学空间分析原理，通过最邻近指数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及平均中心分析，对1990年前后每10 a 中国滑雪场空间特征及其演变规律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显示：① 1990年之前，仅在黑龙江和吉林省有7家滑雪场，且分布较为离散。② 1990—1999年，滑雪场数量呈小幅增长，空间上出现向新疆、河北和四川扩散的现象。③ 2000—2009年，滑雪场增速较快，并形成了以哈尔滨?牡丹江、北京?张家口两地区为核心的滑雪场双核驱动模式。④ 2010—2019年，是滑雪场数量增速最快的10 a，期间新增滑雪场522家，并在双核驱动模式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长白山、燕山–太行山为主要条带的联通南北的滑雪场空间结构。总体上，近30 a中国滑雪场呈现出了“南展西扩东进”的空间演变特征。该研究结果对于未来中国滑雪场空间布局、优化及其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为研究不利天气事件对冬季旅游的影响，以吉林省为研究区，针对冬季旅游中不利天气发生概率进行分析，选取大风（风速＞5 m/s）、极端低温（≤?16℃）和降水日数3种不利天气事件，通过优化吉林省各气象站点的多元Copula函数，分析了3种不利天气群发特征及其对吉林省冬季旅游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Survival Joe (SJ)、Clayton、Farlie-Gumbel-Morgenstern (FGM) 3个属函数适合构建R-Vine Copula并用于分析不利气象条件对吉林省冬季旅游影响。从日气象数据分析发现，吉林省冬季单一不利气象条件的发生频率在0.15~0.30之间，而同时发生两种不利气象条件的频率在0.01~0.04之间，西部地区的不利气象条件发生频率高于中东部地区。在吉林省冬季多种不利气象条件群发的耦合分析中，白城、松原、四平地区不利气象事件发生联合概率较高，但是从冬季冰雪旅游经济损失上，长春、延边、松原、白城和吉林市潜在损失较大。这对于分析气象条件对冰雪旅游影响作用机制，吉林省冰雪旅游出行保险制定，冰雪旅游灾害防控和调整冰雪旅游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构建人类干扰指数，从时间和空间双重角度，评估中国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人类干扰变化特征。研究表明：① 总体来说，2018年中国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人类干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0―2018年，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中国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人类干扰增加幅度小、增长趋势慢，定量说明中国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人类活动整体管控成效好；② 1980―2018年，3类重要生态保护区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优先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人类干扰指数均呈逐步增加趋势。以“胡焕庸线”为界，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以西、以北人类干扰总体较小，增加相对缓慢；以东、以南人类干扰相对明显，增加也相对明显，今后对这些区域要重点加强管控；③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干扰指数在5个监测年份均最低，增加趋势最平缓、增幅最小，人类活动实际管控成效最好；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物多样性优先区人类干扰相对较大，管控成效有待显现，结果反映中国对重要生态保护区域分类管控力度和梯度的差异；④ 重要生态保护区域内部人类干扰指数及增幅均低于外部未受保护区域，构建重要生态保护区域有效降低人类干扰。
以宜宾市长宁县为研究区，基于多源数据，在栅格尺度上量化了土地利用功能。利用景观叠加分析及相关性分析等方法，明确了土地多功能性的空间分异特征，并揭示了土地功能与地形要素之间的地理空间过渡性关联。结果表明：① 山区过渡性地理空间土地生产、生态和生活功能具有多组合性，空间异质性较强。② 长宁县土地多功能性在空间上由北部平原向南部山区过渡递增，多重和双重功能主导的土地主要分布在中部槽谷和南部山区，占土地总面积的50%以上。③ 地形因子对土地多功能景观的形成发挥较大的作用，海拔650 m、地形起伏度200 m、坡度15°是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临界值，超过此临界值土地多功能性趋于减少，但生态功能占居主导。
以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24县（区、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碳排放和面源污染排放双重视角构建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SBM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 of Super-Efficiency model，Super-SBM model）、空间自相关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时空变化、空间相关性，并揭示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值呈现出平缓的“升?降?升”的演变趋势，总体上处于中等效率发展水平，区域县际间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差异逐步在缩小。② 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洞庭平原的西南部和南部，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洞庭平原的北部和西北部，空间格局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高低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③ 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城市化水平、地区科技投入、农业技术推广面积、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农户人均农业产值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城乡差异和财政支农支出额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负向效应。
以闽江上游地区为例，在分析三明市2007—2016年森林碳密度时空动态的基础上，采用常规的以及改进后的道路网络测度指标，应用缓冲区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模型，从线上和面上分别探讨道路网络对森林碳密度干扰的地理变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碳密度受到道路网络的较大影响，路网影响域内外碳密度的大小排序为：路网影响域内＜整个研究区＜路网影响域外；多条道路影响域重叠区的碳密度(26.330 Mg/hm2)明显低于单条道路影响域的碳密度(37.406 Mg/hm2)；不同等级道路影响域的碳密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县道＞高速＞省道＞其它道路＞国道＞乡道。道路网络对2007—2016年碳密度的降低也有明显影响。② GWR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路网对碳密度的影响程度随着样点的变化而变化，具有“空间非平稳性”。碳密度随着路网密度的增加而降低，而随着离道路距离的增加而增加。③ 研究区西北部和中部，GWR的回归系数及相关系数均较大，表明这2个区域道路对碳密度影响大且解释力皆较强。
为准确刻画资料缺乏、地表水–地下水转换频繁的泽令沟盆地地表水?地下水不同时空尺度上的转换关系，利用河道径流数据、遥感蒸散发数据、地下水位观测数据等对SWAT-MODFLOW耦合模型进行率定和验证，在此基础上对泽令沟盆地水循环过程进行模拟分析。结果显示：① SWAT-MODFLOW耦合模型模拟效果较好，率定期和验证期月径流量的R2≥0.73，NSE≥0.67，PBIAS在?20%~20%。其各子流域实际蒸散发的R2均大于0.91，NSE均大于0.85，PBIAS在?10%~10%。此外，模拟地下水位与实测值误差在0.6 m以内，R2为0.94。② 地表水补给地下水的河道占整个河道长度90.31%，年平均补给量占年总交换水量的50.20%；季节尺度上，补给的最大值出现在7月，为331043.31 m3/d，最小值出现在12月份，为41208.33 m3/d。地下水对地表水的补给量较为稳定，季节性变幅在?2.5%~2.5%，年际变幅处于?6.5%~0.6%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