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外部国际需求萎缩,内部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人口红利、资源环境红利等逐渐衰减,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逐步回落到中低增速的“新常态”。从经济地理学角度开展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一新事像及其格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全国31个省区单元（港澳台除外）为研究尺度,通过关键指标,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格局态势,开展了类型划分。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电力消费量、铁路货运量指标,主要行业门类,以及投资、出口和消费的增速均呈现明显下降,绝大多数省区与全国发展态势保持一致。将全国31个省区划分为较快增长、下行压力较小和下行压力较大3类区域,下行压力较大区域细分发展阶段型、整体衰退型、能源原材料型以及其他等4种类型,不同类型区域具有明显的地理集聚特征。针对这一轮经济下行风险,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对策,重点关注东北区域的整体衰退风险,以及山西等省能源原材料省区的经济下行风险。
中国制造业已形成了工业制成品和加工贸易出口为主的“世界工厂”模式,该种模式的特征为依托低廉劳动力、附加值低的粗放型增长。选取2000~2013年中国出口世界工厂模式的资源、人力、资本投入及出口、经济和环境产出指标,对全国及分省的出口世界工厂模式效率进行了数据包络分析（DEA）测度。结果发现,2000~2013年,全国及分省的出口世界工厂模式效率整体有所提高,但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以后效率出现了波动。非DEA有效的年份及区域,其成因主要包括资源环境、人力资本的投入冗余;加工出口、环境产出冗余。未来随着世界市场低迷、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大,加工产品出口的世界工厂模式亟需转型。转型发展的关键举措包括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等。
通过比较英美等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变化趋势,研究其出现峰值的社会经济条件,并采用长期能源替代规划系统模型（LEAP）模型对中国未来能源消费趋势及其峰值进行预测。研究发现,英美德法日加等国家的能源峰值皆是在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增速放缓、人均居民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整体社会经济进入平稳状态后才出现。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调整,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峰值可能在2020~2030年期间实现,但生活和交通能源消费还将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预计中国能源峰值将在2040年左右出现,届时能源消费量将达到58×108t标准煤。为了保障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中国将面临较大的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风险。为此,中国必须转变传统经济发展观念,在保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适度降低经济增速,并尽快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提高能源开发和利用效率,同时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保障国际油气进口的安全性。
通过地市单元和主体功能区单元的定量分析,研究2005~2012年中国环境污染物排放的时空变化和空间集聚格局,提出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呈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依次递减态势,各类主体功能区水环境面临的污染物胁迫程度持续加剧,且以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最为突出,尽管优化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呈现小幅下降,但仍然是大气污染物胁迫程度最高的地区。② 地市单元水环境受污染物胁迫态势“总体在加剧、局部有缓解”,东北、东部、中部板块的大部分区域以及西部板块的成渝、新疆中部、呼包鄂等地区呈高排放区连片分布格局;大气环境受污染物胁迫态势“总体较稳定、局部有缓解”,高排放区主要位于山西、内蒙古中西部、陕甘宁豫沿黄地带、环渤海、长三角等地区。③ 中国环境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且呈现增强趋势,其中,华北地区已经成为高污染物排放的主要集聚区,并表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与空间锁定。
经济发展速度一直是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测度指标,但国家经济增速与国家竞争/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及可能的阈值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迫切需要阐释经济增速下降是否影响国家竞争力/影响力。在评述既有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采用时空分析路径,探讨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与国家竞争力/影响力的时空关系。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15世纪以来世界权力中心的演变路径,考察了英国、美国等世界权力中心的国家经济增速变化,总结其发展规律,考察国家影响力与国家经济增速之间的对应关系。然后着眼于空间视角,考察目前国家经济增速与国家竞争力的空间分异,尤其是考察两者之间关系的分异关系,总结主要特征与规律。研究发现国家经济增速与国家影响力之间并非存在严格的线性关系,但国家影响力的培育与强化仍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进行支撑,而国家经济增速与国家竞争力之间呈现逆向的对应关系,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往往竞争力较低,竞争力较高的国家往往有较低的经济增速甚至负增长。
采用城市形态发生学研究方法,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历史文献、考古调查,结合古地图、航片、遥感影像等资料,对河南商丘归德府古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复原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归德府古城呈圆形的外边缘带,与呈方形的内边缘带,分别修筑于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功能,“外圆内方”的空间形态实际上是城市变化的结果,反映了文化与自然环境两方面的作用。归德府城市形态各组成部分的变化并不一致,其中外郭城的变化最大,内城的变化相对较小,内城的街道、街区格局基本与清代的格局一致。内城的城墙-城门-护城河、棋盘格式街道格局、标志性建筑物（如文庙、府学等）,以及少量的呈点片状分布的古建筑和民居,构成了归德府城市形态主体,在中原地区具有典型性和唯一性,值得特别关注和保护。
利用综合评价、耦合协调度、空间滞后模型（SLR）等模型,对2000~2010年的中国分县农村综合发展水平及2010年的分县道路交通优势度进行综合测度,解析其两者的空间耦合协同特征,并探索道路交通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分县的农村综合发展水平的东、中、西差异格局未突破,农村综合发展水平整体提升了33.20%。东部地区的农村发展进入优化整合提升阶段,中、西部地区在政策、产业转移、城镇化、工业化等驱动下农村综合水平提升较快,乡村多维空间历经转型重构。② 2010年,县域道路交通优势度呈现出典型的“点-轴”的地域结构特征,存在东、中、西部和交通枢纽中心地与外围地区之间的地域差异,其与农村发展水平耦合协同性整体较差,处于轻度失调以下状态占县（区）总数的88.25%,西部地区协调度普遍低于0.40,交通发展与农村发展协同性较好地域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域和道路交通优势极核及轴带的县（区）。 ③ 道路交通等级、密度、可介入性等影响农村综合发展。道路密度对农村发展正向影响较大,国道、省道、县道沿途邻近可进入性强,对农村综合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高速公路和铁路有景观生态学“廓道”性质,空间上起连通作用,结构的不可穿越性,封闭性影响可介入性,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和火车站空间布局对农村发展影响显得尤为重要。④ 地级市交通中心地对农村发展带动影响明显,大城市的强聚集能力易促成周边县区的农村发展“灯下黑”的地域结构特征。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的等级、阶段对农村发展的传导效应及区域交通建设的超前或滞后的科学判断核心理论,将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及乡村地理学亟待关注的重要领域。
应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定量分析方法,测度并探讨了2000~2012年间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的多样性程度不高且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不同县市区间农民收入多样性程度差距不断缩小;多样性程度相似县市区在少数年份呈现出空间集聚而在大多数年份为随机分布;片区内娄邵片区、张家界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程度相对较高,怀化片区最低,湘西州片区则提升幅度最大,整体上高多样化县市区向娄邵片区和湘西州片区集中;局部空间格局中高-高（HH）、低-高（LH）类型有较大的空间迁移,而高-低（HL）、低-低（LL）类型在空间上分布相对稳定且大多数年份驻留在怀化片区,湘西州片区内县市区跨空间格局类型变迁最为剧烈;农民收入多样性对增加农民收入、降低贫困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
以宁蒙沿黄地带为案例,基于城镇用地和最小交通时间成本划分城市影响区,分区统计影响区人口,将其与城市行政区非农人口的增速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基于城镇用地和最小交通时间成本的城市影响区划分边界更接近于行政区界;考虑城镇用地后大城市影响区扩展,考虑最小交通时间成本后小城市影响区相对扩展;以东胜区-伊旗为中心的地区非农人口增速始终显著高于潜在服务人口增速,这类城市应增强对周边县的扩散作用;以大武口-惠农区为中心的地区非农人口增速始终显著低于潜在服务人口增速,这类城市应加速产业与非农人口集聚。
基于中国范围的乡村人居环境调研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宅基地空心现象。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村宅基地空心化严重,93.5%的调研村庄有空心化现象,平均空心化率达到10.2%。② 省域农村宅基地空心化差异明显,其中华北、华东、华中地区普遍较高;③ 多种因素导致农村宅基地空心化,认为是“外出务工”、“户口迁移”、“房屋年久失修”及“一户多宅” 的受访者分别占39.94%,19.51%,25.73%和14.82%。④ 中国农村空心化宅基地再利用潜力巨大,但再利用难度大,需要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和乡村空间重构的角度进行空心村整治。
引入调节变量,采用香港1999~2014年的季度统计数据建立一个新实证模型,利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非平稳数据分析方法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系统分析了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和消费物价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和消费物价之间存在相关性和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入境旅游对消费物价的带动性高于经济增长。② 入境旅游与消费物价、经济增长和消费物价、入境旅游和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入境旅游发展必然带动经济增长并影响消费物价。③ 入境旅游对消费物价产生影响的原因主要是入境游客规模扩大和结构单一;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当地底层民众生活品质、损害当地旅游形象和主客感情;对策主要为拓展入境旅游类型并使旅游发展红利惠及底层民众。
以社会角色与角色冲突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云南丽江白沙村当地纳西族居民家的微观空间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居民与游客在互动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质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游客在家空间的互动过程中,双方各自存在角色内冲突的现象,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两种角色间冲突现象。互动双方在处理这些角色冲突的过程中,既反映出当地居民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反映出当地居民与游客在家空间中的地位与权力关系。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吉林省2003~2013年经济效率差异和空间格局演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吉林省经济发展总体效率相对较高,纯技术效率值较为稳定,规模效率值波动上升,处于规模收益持续递增阶段,规模效率始终是影响综合效率的主要原因;中部地区的综合效率水平高于东部和西部;在分解效率方面,与综合效率大致相同,中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高于东部和西部;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不同城市投入的资源水平存在差异,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呈现出由中部地区向东、西部扩张的空间格局。不同城市类型、城市规模对吉林省经济效率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区域经济政策、市场经济、工业基础和产业集聚、科技水平等驱动力共同作用于吉林省经济效率空间格局的演化。
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1991~2015年间收录主题为“livelihood vulnerability”的文献为基础,应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Ⅲ,采取关键词共现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突现词分析等方法对生计脆弱性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① 生计脆弱性研究文献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和管理等学科领域;美、英、澳、加、德5国及东英格兰大学、哥本哈根大学、麦吉尔大学、利兹大学、萨塞克斯大学等研究机构具有较强的研究实力。② Ellis F、Smit B、Adger W N、Kelly P M、Davies S和Turner B L等学者及其代表作是生计脆弱性研究的知识基础。③ 饥荒、社会生态系统、生计策略、贫困、减贫等是生计脆弱性的研究热点与前沿领域。
利用Arc-GIS空间分析软件对各类型污染进行空间识别和分布模拟,探究长株潭城市群污染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① 该区大气环境污染以扬尘和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重点污染区域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主城区,呈点状分布;② 该区水域整体水质基本达标,水体环境污染以氨氮和各类重金属为主,且有明显的季节变化规律;③ 土壤污染覆盖范围较广,以株洲市的石峰区为代表,以镉污染最为严重,主要原因为重化工业排污累积。总之,株洲污染最严重,湘潭和长沙次之。污染空间的形成与长株潭城市群的地形地势及三类污染元素之间的转化有较大关联。
通过对澧阳平原野外调查,多剖面地层对比分析及岩板垱（YBD）剖面样品的粒度、地球化学元素分析和年代测定,揭示该区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中期环境演变,并探讨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30~6 ka B.P.间,澧阳平原由冲沟发育的黄土台地向河湖发育的平原丘岗地貌过渡;气候环境经历了弱暖湿-气候变差-凉湿-波动回暖-暖湿的变化;更新世末至全新世早期稻作农业的出现与该区的环境条件和文化基础密切相关;环境演变也推动了古人类活动范围和聚落特征的变化。
以福州市建成区为例,基于Landsat遥感影像对水体类型进行分类,并提取出1989、1996、2006和2014年的地表水体信息,然后与不透水面、植被和地表温度信息结合,运用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1989~2014年间福州城市地表水体的时空变化及其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1989~2014年间,福州建成区各类地表水体均呈不断减少趋势,25 a间水体总面积减少了1 490.67 hm2,其中有70.0%转变成不透水面;② 1989~2014年减少的1 490.67 hm2水体对福州建成区温度上升的贡献达1.03℃,而在水体减少的具体区域,其升温效应可达3.6℃。
于2014年春、夏和秋季对长白山玄武岩台地原始针阔混交林、次生针阔混交林、次生落叶阔叶林及耕地土壤动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型土壤动物的多样性,春季次生针阔混交林为最高,夏季和秋季原始针阔混交林为最高,耕地在3个季节均为最低;中小型土壤动物的多样性,春、秋两季原始针阔混交林为最高,夏季次生针阔混交林为最高,耕地在3个季节仍为最低。根据一维方差分析可知春、夏、秋3个季节原始针阔混交林、次生针阔混交林和次生落叶阔叶林土壤动物类群和平均密度均显著高于耕地（p<0.05）;而各生境土壤动物的类群和平均密度季节变化差异不显著（p>0.05）。各生境土壤动物的多样性呈现出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降低的趋势。土壤温度、速效P、有机质和土壤湿度的变化是影响长白山玄武岩台地土壤动物多样性地理分布的主要因子。
基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提供的1979~2012年夏季6~8月降水实测数据（CMD）和3种不同来源的再分析降水数据,研究和比较副高特征指数与洞庭湖流域夏季降水的关系及空间差异。结果表明：① 6、7月副热带高压（副高）脊线位置偏北,洞庭湖流域大部分区域降水偏多,8月偏少;6、7月北界位置偏北使流域东南降水偏少、西北降水偏多,8月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6~8月西伸脊点位置东移使降水偏多范围自东向西增大;6月份副高强度增强使东部和南部降水偏多、西部和北部降水偏少,7和8月大部分地区降水减少。② 再分析降水数据大体上能反映出7月份脊线指数、6和7月北界指数、6~8月西伸脊点指数和副高强度指数对相应月份CMD降水的影响。③ 副高特征指数对CMD降水的拟合能力存在区域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