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0-2016年中国工业数据,构建工业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测度不同区域的工业生态效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对空间分异特征进行解析,最后研究了工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结果如下：① 中国工业生态效率均值呈现出波动趋势,在2016年达到最大值; ② 区域之间差距明显,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也在2016年最大,空间分布上逐渐集中,逐渐形成了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阶梯状空间分布特征; ③ 工业生态效率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有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现象; ④ 财政分权的直接效应值最高,对外开放和固定资产是抑制本地区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财政分权能够促进邻近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产业集聚、对外开放不利于邻近地区工业生态效率的改善。
基于中国30个省区2001-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SBM模型测度各省区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厘清中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及其效应。研究表明：① 中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关联渐趋紧密,网络发育程度日益完善,但距理想状态仍有差距;② 各省区网络中心性指标分异性逐步减小,上海、北京、江苏等省区排名稳居前列,重庆、福建、内蒙古等省区排名波动上升,宁夏、青海、山西等省区排名相对滞后;③ 网络整体呈核心区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及西南地区持续扩展,而边缘区范围逐步收缩态势;④ 网络密度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呈正相关,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差异构成负相关关系,网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则与之相反,网络中心性各指标的提升均能显著增强旅游业碳排放效率。
基于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提供的客运流数据,采集全国地级以上行政单元（未含港澳台数据）间铁路客运运行的最短历时,基于GIS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等方法,选取时间可达性和一日交流圈2个指标对城市可达性进行测度和分析。研究发现： ① 城市时间可达性水平划分为7个级别,在空间上呈现中心-外围式圈层结构,中心区域沿铁路干线和高速铁路线轴向扩展,廊道效应明显,东部、中部地区的城市时间可达性优于西部地区。② 城市之间的时间可达性小于2.0 h的城市对在空间上构成了由京广、京沪、京哈、京福、杭深、青太、徐兰、沪汉蓉、沪昆、广昆等高速铁路连接的“五纵五横”带状分布格局。时间可达性小于10.0 h的城市对覆盖了“胡焕庸线”东南部的大部分区域,城市带转为城市网络。③ 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一日交流圈以31个城市为中心,按照时间可达性由小到大呈现轴向扩展,廊道效应明显。基于城市一日交流圈划分了19个城市群和拉萨城市圈,为城市群的划分提供方法借鉴。
基于卫星观测技术核算出中国26个省份2007-2016年的氮氧化物排放量数据。首先,对省域氮氧化物排放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然后,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氮氧化物排放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以重工业发展为主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以及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和广东是氮氧化物污染的重灾区。② 中国省域氮氧化物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现象。③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氮氧化物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第二产业比重提升以及煤炭消费量增加是引起氮氧化物排放的重要驱动因素。然而,地区技术水平升级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则可以有效地减少氮氧化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
以广东揭阳的玉器生产专业村阳美村为例,从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解读本土产业发展中地方性的嵌入与重构。研究发现：本土产业在地方性多方要素的驱动与支撑下产生,在多重尺度政治经济过程作用与地方主体的响应下发展。地方性是本土产业产生并建立对外功能联系的初始条件,也是主体响应结构变动所做战略选择和地方营销的依托。在地方性嵌入产业发展的同时,生产、生活和宗教等地方活动被强化了与玉器生产相关的功能和意义,民居、街巷、宗祠等空间形制因传统功能被挤压而出现重塑。地方活动与景观的变化并未弱化地方意义,村民的地方依赖和依恋因本土产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与荣誉感而增强。
基于多尺度与多机制分析框架,采用差异测度及尺度分解指数、ESDA及回归分析等方法,从省级、地级、县级3个尺度分析了2003-2016年东北三省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各尺度区域经济绝对和相对差异均较为明显,呈县级>地级>省级的尺度格局;经济差异总体呈下降趋势,各尺度差异及对总差异贡献率呈市间差异>市内差异>省间差异。② 各尺度区域经济发展呈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关联类型以正相关为主且低-低（LL）型占主导地位,越小的尺度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越明显。③ 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上呈现“两核两带”的格局,即以辽中南和哈长城市群为核心,以哈大轴和东部沿边轴为发展轴带。④ 地理区位与要素禀赋、战略政策与财政扶持、行政分割与等级体制、开放带动与空间优化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于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格局的演化。
基于重庆市5 937家物流企业,采用物流企业生态位模型和计数模型,从多尺度甄别物流企业优势区位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在区县尺度上,生态位宽度处于高中低水平的区县分别有8、8、22个,围绕主城区和万州区呈现“一主一副”的空间结构;② 在街道尺度上,物流企业密度处于前3层的29个街道中仅有1个街道的物流企业态处于前3层,物流企业密度处于后3层的413个街道中有29个街道的物流企业态处于前3层,态值与密度空间分布总体不协调,高密度低态值问题突出;③ 商品交易市场交易额和是否有物流节点布局与物流企业数量高度正相关,不受规模影响;对物流企业规模加权后,工业产值被是否有港口布局因素取代。
基于福建省2015年调查问卷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和二项 logistic回归,探讨流动人口在其流动过程中在流出地住房投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流出地住房投资较为普遍,以农村建房为主,城镇购房为辅;流动人口流出地住房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时期效应和生命历程特征;个体生命历程是影响流动人口流出地住房投资的直接力量,流出地社区环境是外部驱动力,家庭跨地区生计特征则具有“促进”与“阻碍”双重作用。
明确贫困成因是提高精准扶贫效率和稳定脱贫成效的基本前提。对偏远少数民族聚居区——吉林省汪清县农村贫困成因进行解析,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同时分析了家庭层次和环境层次因素对农村贫困家庭年纯收入的影响,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探索了环境层次变量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 ① 汪清县贫困农户家庭层次因素对家庭年纯收入的影响强于环境层次因素,但环境层次因素的影响作用亦不可忽视; ② 剔除环境层次因素的影响后,绝大多数家庭层次因素对贫困家庭年纯收入存在显著影响; ③ 环境层次因素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解释家庭层次因素影响效应的差异性; ④ 环境层次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区域的作用方向和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从村域发展环境、医疗就业、区域内部贫困差异方面提出改善建议。
基于第一批和第二批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采用核密度分析、邻域分析、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并结合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国家级特色小镇在空间上集聚分布,南多北少,由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向黄河中游、西北地区逐渐减少,沿海和中部省区分布数量较多。② 第一批国家级特色小镇高密度核心区位于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微型核心区为西藏和新疆地区,而第二批高密度核心区依旧位于长三角地区,次级核心区出现在京津冀地区和川黔渝三省交界处。③ 国家级特色小镇一方面聚集于坡度和地形起伏度小、海拔低、地势相对平坦的亚热带和暖温带地区;另一方面主要分布在经济基础好、市场发育程度高和文化产业发达的地区。
以淘宝最常见的五大类皇冠和金冠店铺数据为基础,构建淘宝店铺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引力模型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中国淘宝整体和五大类店铺服务质量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直辖市、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比经济欠发达城市淘宝店铺整体及各大类服务质量高;家居类、电子类比服装类、美妆类、食品类店铺服务质量高值区集聚明显。②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整体及各大类店铺服务质量均呈网络状分布,两两城市相互作用较强;北京、武汉、郑州等与外围城市呈“中心-外围”的辐射状分布;其他城市两两间相互联系较弱。美妆类、食品类店铺服务质量空间联系比电子类、服装类、家居类更为复杂,并且城市联系强度明显高于后3类。③ 全国尺度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淘宝店铺服务质量具有主导作用,地区货运总量、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城市行政等级、普通高等学校数量起助推作用。东部地区店铺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相互关联性强,以多因素叠加影响为主;中部地区影响因素呈一定等级性,各因素影响力层次性明显;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似,但各因素影响力弱于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影响因素相对较少,各因素单独作用于店铺服务质量。
判识城市旅游休闲业态热点的空间规律,对于高效配置旅游休闲要素和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机构兴趣点(POI)数据,结合Getis-Ord G *指数等方法探究西安城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热点特征及形成机制。结果显示,西安旅游休闲总体业态热点区分别位于钟楼中心区、曲江-小寨区域和高新区电子城3个区域,各热点对应的业态集聚等级和空间尺度依次递减;与总体业态热点分布基本一致,各细分业态空间热点也主要集中在钟楼、曲江-小寨和高新区电子城等城市核心区。本质上,城市旅游休闲热点形成是由城市发展导向所决定的,即作为地理要素的城市空间在服务转型导向下,结合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等城市核心区发展优化过程,对作为人文要素的旅游休闲业态施加作用,使其向城市核心区定向集中的结果。通过合理引导旅游休闲业态集聚发展,则可有效实现旧城区增长活力重塑和新城区空间品质优化。
农村能源转型是能源消费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对青海省10个县（区）的318户农区家庭用能信息进行调查,辨识了青海省农区不同收入分层家庭的能源消费模式,并通过建立典型家庭能源流模型,总结了家庭能获取-消费-废弃过程的形态变化。结果显示：青海省农区家庭能源消费以煤炭、薪柴和秸秆为主,非商品能源消费占比为49.6%,清洁能源使用率低。煤炭消费在5类家庭中均占比最高,薪柴和秸秆消费在低收入家庭占比较高。高收入家庭能源消费类型更多,消费量也大,能源流动更复杂。最后,根据青海省的经济地理特征,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选用1:10 000高精度5.0 m分辨率的DEM数据,在陕北地区,按黄土地貌演化序列次序,遴选分别代表黄土残塬沟壑、梁状丘陵沟壑、峁状丘陵沟壑地貌的宜君、延安、绥德3个流域,研究其中1 831个沟谷横剖面19个因子的形态特征,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立核心因子,分析结果表明：① 沟谷深度、宽度、横剖面面积、宽深比、侵蚀度与不对称性指标的主成分累积贡献率为95.02%,为黄土沟谷横剖面核心指标;② 随级别的增加,3个流域沟谷宽度、横剖面积、宽深比、侵蚀度均呈现总体增加的态势,与黄土地貌发育阶段具有明显的空间耦合性,尤其是宽深比与侵蚀度指标,反映出低级别黄土沟谷溯源侵蚀现象明显,以下切侵蚀为主,而高级别沟谷沟沿线后移,以侧向侵蚀拓宽为主的规律;③ 随级别增加沟谷深度呈现先增后降的态势,并在中级别沟谷出现拐点,与实地调研发现沟谷在中级别下切侵蚀遇到基岩的现象相吻合。
基于逐日最高和最低气温,计算1960-2017年渭河流域16项极端气温指数,发现近58 a 渭河流域极端冷指数（冰冻日数、霜冻日数、冷夜日数、冷昼日数和冷持续指数）呈下降趋势,极端暖指数（夏日日数、热夜日数、暖昼日数、暖夜日数、作物生长期和热持续指数）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上升速率明显加快。流域半干旱区对气候变暖的响应更敏感,主要体现在白天温度增高以及冰冻和霜冻日数减少,而半湿润区主要为夜间增暖。相比1960-2003年,2004-2017年流域平均温度升高1.75℃,暖夜/暖昼日数增加10.99/6.79 d,而霜冻/冷夜日数减少8.71/2.35 d。分析发现地形条件是影响流域极端气温空间差异的重要因素。在流域半干旱区,冷夜和冷昼日数的快速减少,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而在相对湿度较大的半湿润区,随着夏季连续高温天气增多,高温热浪事件的危害更大。
基于广西第二次土壤普查的270个土壤剖面资料,结合1∶50万数字化土壤类型图、土地利用类型图和气象监测数据等资料,利用地统计学和逐步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广西表层土壤有机质空间变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广西表层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3.11±2.19%,变异系数为70.72%,空间分布呈北高南低的趋势。广西表层土壤有机质空间分布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共同影响,土壤类型、成土母质、海拔、土地利用、气候和坡度6个环境因子对全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异的综合解释能力为47.9%。其中,土壤类型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能独立解释其变异的36.0%,海拔和成土母质分别能独立解释28.5%和15.8%。气温对广西土壤有机质空间分布的影响比降水量更加显著,从而造成了广西土壤有机质整体呈南低北高的趋势。同时,土壤有机质对气温的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降雨量的制约。此外,研究区农业耕作管理等因素对土壤有机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采用Landsat TM/ETM+/OLI影像数据,结合比值阈值法与目视解译提取冰川边界,分析了喜马拉雅山冰川在1990-2015年的进退变化。结果表明：近25 a来喜马拉雅山冰川整体呈退缩趋势,冰川面积由23 229.27 km2减少至20 676.17 km2,共减少2 553.10 km2,退缩率为10.99%,研究时段喜马拉雅山冰川加速退缩,尤其是近5 a来,加速退缩的趋势尤为显著。研究区冰川主要分布在海拔4 800~6 200 m范围内,且随着海拔升高冰川分布面积呈先增加后减小趋势,综合分析喜马拉雅山山体海拔特征可知,5 200~5 600 m很可能是研究区的“第二大降水带”。依据山岳冰川分布特征,我们将研究区冰川分为山谷冰川、冰斗冰川、冰斗-山谷冰川、悬冰川和平顶冰川,其中悬冰川的数量最多,山谷冰川的分布面积和平均规模最大。结合研究区周边气象格点数据,同时以12a为滞后期发现,近25a来喜马拉雅山冰川持续退缩很可能是气温升高和降水减少共同作用的结果,且未来十几年内冰川仍可能处于持续退缩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