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城市研究领域的“大数据”热潮,并带来了传统城市研究方法的变革。但是,其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使得学者不得不重新考虑传统小数据的应用角色。但是,传统小数据并没有失去其应用价值,相反,以城市与居民行为活动关系研究为主体的信息时代的城市研究必要充分结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并探讨适宜的方法论与方法框架,从而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和居民需求。提出“物质空间与活动空间结合”、“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挖掘结合”的3个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大样本空间发展评价+空间差异与联系发现+小样本影响因素探究”、“小样本模型构建+影响因素发现+大样本验证及挖掘”、“微观活动分析+活动空间界定+影响因素探究”3种方法框架,且分析了这些框架的具体应用,以期为未来的城市研究提供思路和方法借鉴。
基于职能与区位二元视角,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门户性、门户等级体系、门户群以及门户城市的空间结构与意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门户性在地带性尺度上呈“东中西”三级递减空间格局,东部地区门户城市空间集群趋势明显,中部、西部地区缺乏明显的高值集群。② 中国门户城市划分为4个等级,高等级门户沿海、沿江、沿边指向性明显,低等级门户广泛分布于中、西部内陆地区。③ 中国门户城市可划分为辽东半岛、京津秦唐、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海峡西岸和珠江三角洲六大门户群,六大门户群的腹地范围差异较大且区域分工明显。
构建基于环境污染的人口健康压力指数模型,引入空间集聚和收敛性检验方法,对中国各省区2005~2014年的污染健康压力的时空差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5~2014年各省区的污染健康压力指数发生明显下降,省际差异程度有所降低,但“东高、西低、中部居中”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② 各省区健康压力指数的空间分布在宏观上呈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性,集聚趋势随时间有所弱化。③ 在控制城市化率、人均GDP、人口死亡率、森林覆盖率等变量的条件下,考察时段内各省区健康压力指数变化存在微弱的收敛性,各省区的健康压力预期将逐步趋同于某一较低水平。
基于土地出让视角,构建产业发展驱动力评价体系综合测度2009~2013年全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态势,借助ESDA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全国装备制造业的总体发展格局与宏观经济发展格局基本一致,呈现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步递减的态势;② 依赖用地规模扩张的产业驱动结构仍有待突破,东部应进一步强化产业结构分工和土地资源市场配置;③ 国家政策扶持是装备制造业驱动格局形成的重要推动因素,城市化发展、企业集聚水平和基础设施优势对其发展亦具有积极作用。
基于2010年北京市工商企业登记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分行业视角对北京市城区职住空间结构及其类型区特征进行详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北京市就业空间结构和居住空间结构均有3个主成分因子构成,其中就业空间结构包括综合服务业、流通地产服务业与二产、高科技产业等主因子,居住空间结构则由一般服务业、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科技和教育产业等主因子构成,且不同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主因子的空间关联强度存在差异。采用GIS分组分析方法可将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划分为5种类型区,即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居住集中区、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职住综合区、一般服务业职住综合区、职弱住强型科教优势区和职强住弱型科教优势区。分析发现,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结构形成主要受到历史力、市场力、政府力和个体力等因素共同作用。
运用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以旅游人数、旅游总收入为基础数据,利用旅游空间相互作用模型,测算辽宁省14市、长山群岛与辽宁省14市及长山诸岛3个层次的旅游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经济联系度及经济隶属度。得出结论：① 各层级间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经济联系度及经济隶属度与距离呈负相关,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经济联系度及经济隶属度随距离增大逐渐减小;② 城市间经济联系度越强,旅游空间相互作用越大,与海岛旅游空间相互作用就越频繁;③ 通过对长山群岛旅游断裂点测算,得出其主要潜在客源地为大连、沈阳、丹东市。
乡村生活空间是一定地域乡村居民居住、就业、消费和休闲等日常活动迭置而成的空间聚合体,也是一定乡村地域空间形式、空间内涵和空间意义内在关联的有机统一体。近期西方学术界对乡村生活空间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生活主体多元化和生活空间异质化,二是被城市社会生活他者化和空间边缘化的不同弱势群体的乡村生活体验及空间建构。国内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从研究内容看,注重乡村居民居住及就业空间变化研究,但乡村消费空间和休闲空间研究成果很少见;从研究方法看,空间形式的实证分析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空间内涵的结构分析和空间意义的人本分析有待深化。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能够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并可能为乡村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西方乡村生活空间研究难以提供标准模版,中国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资源得天独厚,“形式-内涵-意义”相统一的空间观能够帮助构造有效分析框架,基于空间行为分析的多种方法集成能够提供有力分析工具。
借助DEA模型和ArcGIS空间分析模块,对中国2002~2013年景区、酒店和旅行社三大行业效率的时序变化及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三大行业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各不相同：① 无论是综合效率还是分解后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酒店行业平均效率值均最高,旅行社行业规模效率值最低,而景区行业纯技术效率值最低;② 从时序变化上看,酒店行业效率稳定性最高,景区行业波动性最强,旅行社行业最近几年下降趋势明显;③ 三大行业的旅游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均存在东西差异,但酒店行业地区间差距在缩小,景区行业东西部间差异在缩小,而旅行社行业东西部间差距则在扩大。
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角度出发,构建了就业、资本及人均技术进步三要素与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并使用中国1990~2011年社会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实证结果表明：就业、资本及人均技术进步三者对中国城镇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可解释中国城镇化增长的98.83%,说明所构建城镇化动力机制模型具有其合理性。同时,实证结果也表明就业在中国城镇化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就业产出弹性增加,中国城镇化发展也相应提速。研究表明：从促进城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保持经济发展速度同样重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升就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方能促进中国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
以图们江下游跨国界地区圈河流域河岸沙丘为研究对象,运用遥感与GIS技术,结合遥感影像、地形图等资料,分析该区1984~2015年河岸沙丘空间分布与格局演变,计算河岸沙丘分维值与稳定性指数。结果表明：该区河岸沙丘主要分布在弯曲型河道东岸,呈WNW-ESE向带状展布,面积15.71 km2。近31 a沙丘面积总体呈减少态势,净减少0.09 km2,其中,较少有人类活动的A区,沙丘面积呈减少趋势,减少幅度为8.21%;而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B区,沙丘面积持续增加,尤其近5 a增幅达32%。河岸沙丘分维值虽总体高于内陆沙漠沙丘,但变化不显著,说明河岸沙丘处于相对稳定的发育演化过程中。该研究为图们江下游跨国界地区生态环境可续持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构建DEA-Malmquist模型,实证分析中国31个省市区星级饭店2004~2014年技术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通过TOBIT模型分析了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星级饭店的技术效率逐年提升,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星级饭店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有所提升,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旅游人次、产业结构和区域开放度等因素对星级饭店技术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旅游收入、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则具有负向影响。针对新常态下星级饭店的效率问题,提出要提升饭店发展质量,切实提高技术效率,重视高新技术应用,持续优化饭店发展环境。
以山西省303个国家级和省级历史名村和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时间断面方法、历史文献分析方法与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分布与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古村落的形成与区域开发进程密切相关,宋代以前形成的主要分布在晋南,宋元时期形成的主要分布在晋中,明清时期形成的仍以晋中为主但晋北比重明显上升,整个历史时期总体上有由南向北推进的时序。山西古村落具有“聚盆、近水、沿边、偏中南”的空间分布特征,63.70%分布于盆地地区,67.66%分布于距河流10 km的地域,50.50%分布于省界四边的县域,晋中、晋南又分别集中了41.58%和43.89%。山西古村落主要有农耕、商贸、军事、工矿4种类型,农耕型和商贸型的分布由晋南向晋北递减,军事型的分布由晋北向晋南递减,工矿型集中分布于晋南。303个古村落中,46.53%在历史时期发生过转型,转型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转型方式主要是农耕型转商贸型、军事型、工矿型以及军事型转商贸型、农耕型。总之,山西古村落的时空演化揭示了其由晋南向晋北、由平原向山区、由中原向塞外的区域开发过程。
城市生态用地规划是城市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基础和前提。针对传统空间规划方法的不足,提出基于蚁群优化算法的城市生态用地空间规划模型。研究对蚁群优化算法的空间禁忌策略、选择策略进行改进,考虑了城市生态用地的生态效益和空间集约性,在规划目标函数中引入生态适宜性、空间紧凑度和最邻近距离指数,并设计最邻近距离指数的栅格计算方法。以广州市为例,分别模拟城市生态用地占广州市面积15%,30%和50%情景下的生态用地规划方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研究表明：基于蚁群优化算法的城市生态用地空间规划模型能够合理的对城市生态用地的空间布局进行配置,明显提高了城市生态用地生态效益和空间集约性。
基于时间分辨率为逐月、空间分辨率为1 km的MODIS/NDVI数据,利用WS、S-G、A-G和D-L这4种重建方法对重庆市2010~2014年间历年逐月的NDVI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重建,并采用视觉对比、分地类像元对比、相关系数（R）、均方根误差（RMSE）、赤池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对4种重建结果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S-G和WS重建后噪声少,S-G的曲线最为平滑,A-G与WS保真性较好。其中,A-G的R>0.8和RMSE<0.05的分布面积最大,分别占总面积的89.41%和66.40 %;WS次之,占72.76%和59.37 %。此外,在模型效果分析中A-G的AIC和BIC评价结果最佳,WS在其他3种方法BIC评价结果较差的渝西地区也有较好的评价结果。
利用观测数据,运用非线性统计-动力学方法,反演系统各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了东亚亚热带季风变化的动力方程,为研究东亚亚热带季风的驱动机制提供了量化参考。研究发现：过去2 000 a东亚亚热带季风是多因子通过反馈机制相互作用影响且具有耦合效应的复杂非线性动力系统,其驱动力主要来源于普若岗日冰芯δ18О代表的青藏高原热力作用强迫、太阳黑子活动、ENSO、温室气体单因子CO2和CH4浓度、北极温度和CH4及北极温度与7月太阳辐射的耦合作用机制;反馈调节作用主要源于7月太阳辐射与太阳黑子活动、CH4浓度、中国陆地地表温、CH4与7月太阳辐射以及CO2和CH4的耦合调节作用。并通过动力反演机制推论热带西太平洋对亚热带季风有一定驱动作用,但并不是主要驱动力,即驱动亚热带季风变化的主源地并不在热带西太平洋海区,石笋δ18О指代的也主要是夏季风信息。
将国内外应用较广的数字滤波法和分布式水文模型SWAT相结合,在进行基流时间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修正基流退水系数α、模型效率评价、重新运行模型、GIS空间插值和趋势分析等方法,创新性地实现了基流空间特征的可视化表达。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1~2012年灞河流域年均基流指数（BFI）为0.43,总体呈增加的趋势。年降水量与年径流、年基流均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与年基流指数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② 基流年内变化较为稳定,在时间上存在秋季>春季>夏季>冬季、汛期>非汛期的关系。枯水期的基流指数高达0.78,表明基流是枯水期河流的主要补给来源;③ 灞河流域基流在空间上表现为自东南向西北、自上游向下游逐渐增加的趋势,这种空间分异规律是由流域的地势和河流流向决定的。
基于岷江上游山区藏-羌-回-汉聚落生态位和植被生境适宜性的空间分布,借助分形和贝叶斯模型,定量刻画聚落生态位的民族属性对山区聚落生态位的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岷江上游藏-羌-回-汉聚落生态位间隙度维数分别为0.949、0.942、0.890、0.960,汉族聚落生态位的高间隙度维数,揭示了山区汉族聚落封闭性特点。同时,流域内1 667个聚落生态位间隙度维数（0.946）与藏族（0.949）相似,表明藏族聚落生态位空间异质性特征能够反映整个流域山区聚落生态位空间分异程度。② 岷江上游藏-羌-汉-回聚落生态位内的植被生境适宜性指数均值分别为：2.816、2.622、2.529、2.644,说明山区聚落生态位的空间分布与植被生境相适宜。同时,流域内1 667个聚落生态位几何特征对植被生境的敏感程度（0.601）与羌族（0.610）相似,表明羌族聚落生态位的几何特征具有典型性。③ 藏-羌-回-汉聚落生态位的空间聚簇性地域分异明显、地理边界清晰,说明聚落生态位的民族属性对聚落区位、规模和形态具有显著影响。
对距高速公路不同距离样点中小型土壤动物多样性、相似性进行统计及典范对应分析（CCA）。共捕获中小型土壤动物9 994只,隶属3纲6目15科。研究发现：① 高速公路旁林地中小型土壤动物个体数高于农田;林地和农田中小型土壤动物多样性在样点和季节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② 林地距离高速公路5 m和1 600 m样点、农田距离高速公路5 m和800 m中小型土壤动物群落相似性较低。③ 土壤有机质含量是影响高速公路林地和农田中小型土壤动物群落分布的重要土壤环境因子。距离高速公路远的林地和农田样点（800 m和1 600 m）中小型土壤动物多样性高于近距离样点（5 m）中小型土壤动物多样性,与公路的运营对周边地区土壤理化性质、地表植被等的影响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