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通过4个议题（户籍与人口流动,循环流动、定居意愿及家庭策略,社会网络和移民社区,迁移、流动性和移民的日常生活）,回顾了近年来乡城人口迁移的研究。指出：户籍政策对移民在城市中的生计带来的影响将减弱,移民的住房及在城市的居住模式和居住空间、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移民身份建构及生活空间的重构等将会成为新的关注点。新文化地理学中关于移民“微观化”“生活化”的研究应受到更多的重视。换言之,如何理解移民在个体层面的诉求和移民的日常生活,将会是未来流动性研究的重点。如何立足于国内移民地理研究的基础与发展机遇,批判性地与西方移民研究搭建对话空间和平台,结合当前中国崛起过程中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与城镇化契机,为世界移民研究积累和贡献“中国知识”,将成为未来这一领域学者研究的方向。
系统梳理了节点-场所模型及其应用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模型分析枢纽地区节点与场所发展特点、探究枢纽地区类型特点、预测枢纽地区发展潜力等方面。基于高速交通网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提出未来节点-场所模型应用研究的重点方向：开展不同类型交通枢纽地区节点功能和场所功能的协同作用研究,探索旅游地空间节点功能和场所功能的平衡发展路径,探究不同要素流网络中节点城市的节点和场所协同发展,揭示节点-场所模型视域下地域空间演化的特征与规律,构建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体系。通过加强节点-场所模型的应用研究,有利于优化地域空间结构,提升地域空间功能,丰富地域空间发展的理论研究,对制定地域空间发展规划具有重要启示。
从哲学、理论、方法和实践4个方面梳理了中国人文地理学内部的多元性,并区分了这些多元性的性质,即哪些是缺乏交流和整合的“散见”、哪些是需要统一和弥合的“歧见”、哪些是认识局限导致的“偏见”。据此建议加强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原创性理论研究;减少对“主义”的过度推崇和对方法的盲目崇拜;加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交流及论证过程的严谨性;在政策取向上取得“求真”和“务实”的平衡;提高学科发展的自信和对不同研究视角的包容。此外,应该在研究选题、杂志建设和奖项设置等操作层面推动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整合。
回顾传统城市研究范式,指出其“重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而轻微观居民个体需求分析”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综述了城市研究领域的大数据热潮,进而抛出“数据亦或人本驱动?”的争论;从大数据自身的缺陷、智慧社会的到来及未来城市发展维度3个方面分析未来城市研究数据和人本之间的关系,提出应遵循“人本驱动、数据支撑”的研究范式,扩展了“人本驱动”的内涵。最后,从城市居民生活（生活圈打造、社会网络构建、满足生命周期需求）、企业生产（人才流动网络构建、产业链打造、营销模式转变）、政府管治（数据共享与融合、社会服务供应、公众参与机制创新）3个方面提出了未来城市研究的新框架。
以交通网络出行迂回作为交通网络效率分析的切入点,选取形状指数、紧凑度作为空间形态分析指标,对特大城市空间形态布局进行类型划分,并挖掘各城市交通网络效率空间分布差异特征,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剖析中国各特大城市空间形态布局与交通网络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① 5种类型城市交通效率高低分布差异明显,紧凑圆形城市边缘区交通网络效率较低,而非紧凑带形交通效率低的区域多分布于城市核心区,紧凑方形城市交通网络效率高地区分布较为集中,而非紧凑方形交通效率低的地区分布较为分散,紧凑带形城市面积越小则交通效率越高。② 就城市空间布局与交通网络效率影响关系而言,随着城市形状指数的增大,城市交通迂回值未进一步增大,说明城市形态布局接近圆形均匀分布时,其城市交通网络效率较高;随着城市紧凑度值的增加,城市交通迂回程度值亦不断增加,说明城市形态布局程度越紧密,反而其交通网络效率越低,当城市形态布局紧密程度适中时,交通网络效率水平较高。
以中国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3年和2014年2个时点,通过分析各地级市市辖区、非市辖区的人口变化及二者相对变化情况判断收缩及潜在收缩城市;基于城市发展的负外部性内涵,构建涵盖房地产、环境、交通、教育、医疗及就业等方面指标的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收缩及潜在收缩城市发展的负外部性,并分析其变化方向。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的城市发展仍然以增长为主,收缩城市及潜在收缩城市比例并不高,收缩城市主要分布于东北三省及西北地区,潜在收缩城市则集中分布于河南、湖南等中部人口大省及广西、贵州等省、自治区;② 收缩城市发展过程中其负外部性显著改善,尤其是处于稳定收缩阶段的绝对收缩城市最为明显,辐射式收缩城市次之,而处于收缩初始阶段的郊区化收缩城市则表现出两极分化特征;③ 大部分潜在收缩城市其负外部性有不同程度的加剧,且负外部性加剧的城市主要以湖南、河南的潜在收缩城市为主。
采用双重差分法,对苏州市姑苏区2014~2016年的警情数据进行分析,评估警用治安视频监控的犯罪防控效果。结果表明,视频监控对犯罪具有明显的抑制性作用。在案件类型上,视频监控对盗窃类案件的防控效果较好,但对盗窃电动自行车、盗窃电动车电瓶的防控效果较小。在时间维度上,与节假日相比,对工作日犯罪的抑制效果更好;与晚上相比,对白天犯罪的抑制效果更好。针对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所获取的重点区域,与警务人员访谈和实地调研后发现,视频监控的犯罪防控效果与周边地理环境、人流密集程度、警务情况等密切相关。
对生态地理学的概念进行了详细讨论和辨析,并将它与相近学科如生物地理学、生态地理区划、宏生态学等进行了比较分析,界定了生态地理学的概念。研究认为：生态地理学是生态学和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是研究生态系统各组分关系和生态过程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或/和时间演变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耦合机制的学科。生态地理学的目的是揭示不同环境梯度下或不同时间尺度上生态系统各组分关系和生态过程的普适性规律及其成因。同时,结合国内外野外实验平台介绍,在全球变化等研究领域列举了经典案例进行分析：① 全球不同气候带森林凋落物分解和碳汇功能的研究;② 中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碳通量和碳汇功能研究;③ 中国东北样带和南北样带陆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④ 中国北方草地样带尺度的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主要目的是在辨析生态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指出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生态地理学的发展。
以区域创新系统能力表征区域知识资本,对其不均衡地理演变及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① 创新综合能力年际变异程度由东向西逐渐递减,东部与中西地区创新综合能力差异持续扩大。② 区域创新综合能力总体呈现东部沿海创新带、中部内陆创新片区及西部普遍低下的梯度式空间分布格局。③ 劳动力集中指数、人均资本形成额、经济民营化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及对外开放度是影响创新能力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而财政支出占比影响较小;各变量对创新综合能力影响的空间异质效应明显,对东中地区往往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多呈负向影响,强化了创新综合能力“东高西低”的分异特征。
物流联系是城市间联系的重要形式,能够反映城市网络的格局、结构和功能。当前研究主要借助引力模型、企业分支、货运班次等对物流联系进行间接估算,常常难以准确反映货物流通的实际格局。因此以宅急送为例,直接基于快递运单提取微观物流数据,探讨中国物流网络的空间格局、结构特征和功能组织。研究表明,物流网络呈现高度不均衡的空间格局,区域尺度上轴辐结构明显;在结构特征上具有较强的时空衰减效应,并呈现幂律分布特征;在功能组织上由少数中转枢纽和主干联系所支撑,对网络效率影响较强的枢纽呈点状分布。
从区域分布视角出发,采用价差法估算了中国2006~2015年化石能源补贴量。结果表明：能源补贴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格局,分别为2.72万亿元、1.80万亿元和1.53万亿元;能源补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显著的“俱乐部”现象;取消能源补贴对于中国实现“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可使全国能源强度下降幅度由19.10%提升为22.36%;取消能源补贴的东部地区节能减排效应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敏感程度相对较弱;同时,取消能源补贴会导致居民生活成本不同幅度上涨,其中中部地区居民面临最大的影响,尤其是农村居民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化石能源补贴改革进程中,政府需要加大对中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居民扶持力度,以抵消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的风险。
以中国286个地级城市C2C（Consumer to Consumer,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网购指数为基础,尝试从宏观尺度分析中国居民网络消费的空间特征,并对技术扩散假说和效率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验证。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消费水平表现出明显的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的等级式空间分异规律。② 年轻人口比例、收入水平以及实体商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居民的网络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城市交通可达性对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③ 技术扩散假说和效率假说对中国城市居民网络消费水平的空间特征均有一定的解释力。发达城市居民的网络消费水平更高,这表明技术扩散假说在中国更具解释力。
区域经济弹性概念对分析老工业基地演变过程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依据经济增速划分1990~2015年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周期,通过构建反事实函数测度不同阶段城市和分产业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揭示了区域经济弹性的演化特征,反映了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过程,结果发现：同一经济周期中抵抗力和恢复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抵抗力低受冲击影响严重的城市在随后的经济振兴过程中经济恢复发展好,存在“创造性破坏”过程;区域经济弹性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区域对冲击的抵抗力水平受前一经济周期恢复力的影响,区域经济弹性在引起区域应对冲击能力的变化同时其自身也因此而发生改变;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经济振兴经历了衰退-恢复-下滑的波动历程,呈现倒“N”型,其面对冲击扰动的抵抗力较低,第二产业更易受到冲击影响,第三产业抵抗力相对较高,老工业基地长期存在路径依赖、制度锁定现象,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严重,突破能力弱,过度依赖传统重化工业,新兴产业发展缓慢,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针对老工业基地演变过程的规律特征,提出了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的对策建议。
以大连市中山区的遥感和建筑数据为基础,利用单窗算法和相关分析方法,研究2007年、2017年研究区的地表温度空间分异特征,以及地表温度与建筑高度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 2007年、2017年研究区最低温度由22.497℃增长到29.015℃,最高温度由36.091℃增长到43.213℃。研究区北部、解放路和中南路沿线、青泥洼-天津街商贸集聚区附近温度明显增高。 2007年、2017年,研究区区域内建筑都有所增高,中山区北部和青泥洼-天津街商贸集聚区附近建筑明显增高,研究区建筑有向南蔓延的趋势。 2007年、2017年,地表温度与建筑高度呈现低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346、0.331。
草原牧区旅游发展是牧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以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地牧户为研究案例,分析草原牧区旅游发展对牧户生计的影响。研究结果：① 草原旅游使牧户生计模式分化为纯牧户、务工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旅游专营型,且呈现纯牧户向务工主导型牧户过度,务工主导型牧户向旅游主导型牧户过度,旅游主导型牧户向旅游专营型牧户过度的一般演替规律;② 草原旅游发展总体上提高了牧户的生计资本存量,但不同类型牧户生计资本存量具有显著差异,生计资本存量由高到低排序为：旅游专营型牧户、旅游主导型牧户、务工主导型牧户、纯牧户;③ 牧户参与草原旅游,准则层因子障碍度由大到小排序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障碍度指数前6位的指标层因子分别是：成人受教育程度、成人劳动力人数、借债情况、社团网络、生产生活设备、社会参与;④ 不 同类型牧户参与草原旅游发展的首要障碍因素不同,纯牧户是受教育程度,务工主导型牧户是家庭人均收入,旅游主导型与旅游专营型牧户是借债情况。
豫皖湘赣四省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利用标准差、变异系数、赫芬达尔指数、聚类分析、ESDA及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总量和绝对差异都在拉大,相对差异和集中程度都在降低后,有趋于稳定趋势;② 空间分布上大致形成以省会城市为核心、中间高四周低的圈层等级结构;③ 空间格局上,空间集聚态势进一步强化,逐步形成以郑州市和南昌市为核心的两大高高集聚区;④ 空间交互作用是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空间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⑤ 劳动力成本对产业转移有负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吸引力、技术创新能力、集聚效应、成本因素、对外开放度、区位条件及产业结构对产业转移具有正向作用,市场吸引力、集聚效应及对外开放度影响最大。
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乡村旅游竞争力主要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进行比较排序,并进行障碍度分析,发现：山东省17地市乡村旅游发展不平衡,烟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最高,东营、菏泽、德州、聊城的竞争力较低;各地市竞争力水平空间分布具有差异性,半岛沿海地区乡村旅游竞争力较高,鲁西及鲁北地区竞争力较低;乡村旅游接待与服务能力是制约大部分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提升的第一障碍因素,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及客源市场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各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的提高。各地市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乡村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推动乡村旅游合理有序发展。
采用 DPSIR概念模型作为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基本形态,引入网络 DEA模型测度系统运行效率,从“投入-产出”的研究视角探究旅游生态安全系统内部作用机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网络 DEA模型的结构及权重加以限制,构建具有节点权重约束的网络 DEA评价模型,对主要旅游城市生态安全系统实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认为：将生态安全系统分为自然运行阶段、管理反馈阶段2阶段进行效率评价,加权综合得出各旅游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的综合评价值,以此为依据将样本城市划分为按系统效率的评价结果将其分划为绿色发展型、稳步发展型、高效发展型、双向提升型和管理能力缺失型,针对各类型旅游城生态安全系统特点提出改善其生态安全系统状况的建议。
以云南东川和甘肃舟曲两个泥石流易发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对比两地区公众对泥石流灾害后果关注程度和对泥石流灾害可接受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川公众最关注财产损失,舟曲公众最关注疾病发生,两地区公众对环境破坏和房屋损失的关注程度都较高。② 东川公众对泥石流灾害发生次数（简称次数）和每年愿意支付的防灾保险费用（简称保险费用）可接受程度高的人数百分比高于舟曲公众;舟曲公众对泥石流灾害提前预告时间（简称预告时间）、居住地到泥石流灾害点距离（简称距离）可接受程度高的人数百分比高于东川公众。③ 两地区公众对 “次数”的可接受程度最低,对“保险费用”的可接受程度最高,对“预告时间”和“距离”的可接受程度中等。④ 两地区公众对泥石流灾害可接受程度有共同影响的因素包括：年龄对“距离”的影响,性别对“次数”和“距离”的影响,文化程度对“预告时间”和“保险费用”的影响,收入对“次数”“距离”和“保险费用”的影响。其它影响泥石流可接受程度的因素,两地区公众各有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