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 a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发生了质的改变，但快速城镇化所引发的城市问题日益突出。城市体检概念应运而生，并逐渐从国家战略落实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在梳理和解析城市体检背景及其作用的基础上，详细阐述城市体检指标设计的逻辑框架，梳理城市体检各指标间的关系，辨析不同尺度间城市体检的异同，提出中国城市体检的方法，旨在对中国城市体检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出境旅游流的高速增长与入境旅游流趋于稳定的增长形成强烈反差，明晰中国出入境旅游流之间的差异关系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引入包含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制度距离的四维度距离理论框架（CAGE），尝试从多重距离视角剖析近年来中国出入境旅游流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差异，并通过使用当下社会科学领域新的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QCA）对中国出入境旅游流的作用路径进行组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① 在时间层面上，距离因素对近年来中国出入境旅游流的影响较为稳定；② 对比中国出入境旅游流，距离因素对于出境旅游流和入境旅游流的作用规律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③ 对比高、非高净值国际旅游流，距离因素对高出入境旅游流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的作用方式不同。其中，经济距离是高净值国际旅游流产生的核心条件；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分别是非高净值国际旅游流产生的核心条件。
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普者黑旅游区为案例地，基于旅游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构建了旅游孤岛效应演化模型，探讨旅游区与周边社区相互关系及其影响的演化机理，揭示旅游孤岛效应如何实现从弱到强的转变过渡。结论显示，按博弈关系、空间形态等可将普者黑旅游区发展划分为起步、成长、孤立、对立4个阶段，对应着旅游孤岛效应演化的初化、兴化、孤化、激化4个过程，反映了旅游孤岛效应从差异状态向阻滞状态再向对立状态的演变并呈现不同阶段特征。演化过程与表现是在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共同影响、循环作用下的结果，极化效应受资源空间非均质性驱动，扩散效应因空间封闭而受阻。在极化效应、扩散效应的强弱对比下，普者黑旅游区旅游孤岛效应形成，导致要素聚集、边界固化，进而使极化效应、扩散效应继续发挥作用，普者黑旅游区旅游孤岛效应因而演化进入激化阶段，爆发旅游冲突事件。类似的对立与冲突现象在国内外时有发生，因而旅游孤岛效应演化机理研究从空间和权力维度上深化了旅游区与周边社区关系机理分析。
基于DPSIR模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物元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旅游生态安全进行动态评价，并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同时借助障碍度模型，对旅游生态安全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结果表明:① 旅游生态安全呈现出波动增长的“W”型演化趋势。2013—2016年中国旅游生态安全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但随着时间推移，出现“北部高、南部低；中间高、两边低”的格局变化；② 从全局来看，2013—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安全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的特点，但集聚程度有逐渐下降的态势。从局部关联来看，各省旅游生态安全空间分布存在着空间集聚特征和省域间的空间依赖性；③ 各省旅游生态安全障碍因子存在显著差异，障碍度高于10%的障碍因子较多，主要的障碍因子有旅游经济密度、游客密度、烟尘排放、生活垃圾处理率和污水处理率等。因此，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时，需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程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提升能力；同时还要注意旅游政策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协调性。
基于产业链视角研究铜贸易网络，构建了2017年铜矿石、粗铜、精炼铜、铜材和废杂铜5类含铜产品的全球贸易网络，对比产业链上各环节产品的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以全面刻画铜资源的全球流动以及国家（地区）之间的铜贸易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 2001年以来，全球含铜产品贸易重量稳定增长，其中铜矿石贸易重量最大，精炼铜次之。② 5类含铜产品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存在明显差异，根据社区发现算法可划分为4~8个组团，模块度在0.216~0.482之间。由于资源禀赋和工业体系发展程度不同，大部分国家（地区）在5类贸易网络中分属于不同的组团。③ 中国对铜资源的需求巨大，围绕着中国的需求产生的贸易关系在铜矿石、粗铜、精炼铜、废杂铜4类贸易网络中都构成第一大组团，分别包含47、102、120、135个国家（地区），表明中国在全球铜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也反映了中国铜资源自给率低、对外依存度大等问题。
乡愁主题的新民谣具有场所叙事特征，通过NVivo10质性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分析新民谣歌词与评论，探讨场所叙事理论视角下乡愁呈现的维度特征与生产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乡愁呈现空间、时间、记忆及情感维度。乡愁中的空间维度包括家、地方和区域不同的尺度空间，以家为核心意象的乡愁是最广泛的实践；时间维度中具有日、月、年嵌套的时间层次，体现了循环和线性时间下乡愁的表征；乡愁的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交融；记忆维度表现了场景、人物和事件。乡愁是主体人与客体地方在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情感。
以2003—2016年的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长三角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时空变化特征，运用STIRPAT模型探讨城镇化对生态环境影响。结果表明:① 2003—2016年，长三角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均有提升，且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大于生态环境质量。长三角形成以上海、南京和杭州为中心的城镇化水平高值集聚，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提升明显且空间差异小。② 长三角城镇化明显改善本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对相邻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本城市而言，多维的城镇化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层面疏解生态环境压力，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优化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人口集聚和结构优化为特征的人口城镇化，促进消耗集中、排放集中，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和污染治理效率。以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城镇化，通过产业集中布局和创造经济效益，在资源配置和污染治理上发挥集聚效应，并为生态环境改善提供资金支持。对相邻城市而言，城市的城镇化“虹吸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城市的产业转型和环境规制会使污染向相邻城市转移，从而对相邻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以杭州市西湖区为实证，采用高德地图POI数据，通过DBSCAN聚类识别459个社区中心，从空间布局、组织形式、空间关联3方面入手刻画其空间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Logistic回归判断中心数量、能级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社区中心分布呈现空间集聚性和“一区多片”的整体结构，具有圈层分布和道路亲缘性特征。② 社区中心存在“强-弱”的中心网络结构，在小尺度上则由强弱中心互补形成团簇，并在社区层面形成功能较为完整的网络结构。③ 社区中心内公共服务有引领性作用，能促进社区中心形成，且中心内设施具有同类集聚的特征。④ 常住人口总量是最主要的影响要素，道路分割、户籍比、平均高程、社区组织类型对中心的形成有显著意义，人口密度、公司企业数等对中心数量与能级有重要影响。
在流动性的总体框架中思考中国新兴的乡村旅居现象，界定乡村旅居的基本内涵，借助国外相关实证研究结果中的元数据和主要观点，分析和探讨了乡村旅居的若干属性，结果表明:①乡村旅居以乡村性所提供的核心价值为本源驱动，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其与各类现代乡村旅游活动共享了相同的3维驱动力空间。②在休闲时间和可支配收入既定的情况下，考虑旅行经历和体能的调节作用，可以划分出4种旅居行为模式。除模式4强调对大众旅游需求的补偿心理之外，其他均以旅居为主，根本区分依据是驱动力属性。最后，参考国外第二居所流动模型，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有关乡村旅居地发展模式的假设。
在国内外学者研究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基于老年宜居社区内涵，探索性地构建了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多源数据，选择辽宁省149个城市社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参评社区老年宜居环境质量较差，绝大多数的社区尚未对已经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②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整体呈现“中部?南部凸起，西北?北部凹陷”的分布格局，大连市和沈阳市形成“双核”引领辽宁省老年宜居环境质量的发展。③ 分系统研究表明，设施系统的质量最差。各城市在分系统上的优劣势有所差异。④ 从公共指标与专项指标的对比来看，公共指标评价值明显高于专项指标，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存在代际不公平现象。
系统回顾西方尺度理论，尤其是尺度生产（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理论，借此阐释中国城市区域治理形成的尺度逻辑。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区域包括城市群与都市区2个地理尺度；治理尺度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形成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金字塔；治理尺度的动态重配并与地理尺度相耦合的过程是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建构的本质；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政治经济在“去中心化-再中心化”过程中持续动态调整；中国城市区域的产生是国家空间选择性的结果，来克服以城市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模式的体制危机；城市群治理以柔性尺度重构为主，都市区治理以刚性尺度重构为主；城市区域内部产生复杂的多主体间的尺度博弈。
构建340个中小河流域80个气候和下垫面因子，探讨了水文模型模拟效率对环境因子的敏感性，分析了产汇流因子与环境因子的相互关系。结果如下:① 同类型气候和下垫面因子存在显著相关，不同类型环境因子相关系数相对较低；中国中小河流域大致可分为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② 将环境因子分类进行主成分分析的方差解释率显著增加，气候、植被和土地利用、土壤、地形的流域分类效果较好，地貌和地质、人类活动和流域形态的分类效果不理想；③ GR4J模型在中国河流的适用性良好，模型效率显著相关的因子主要集中在气候、植被和土壤，其中影响最大的气候和下垫面因子为干燥度、黏土含量和叶面积指数；④ 水文模型参数中，产流水库容量影响因素包括气候、地貌、土壤、地形、人类活动和流域形态；地下水交换系数影响因子为地貌和地质、地形、人类活动；汇流水库容量影响因子主要有植被、土壤、地貌和流域形态；单位线汇流时间的影响因素集中在气候、土壤和流域形态。
依据国土空间用地GIS数据及村镇统计数据，采用聚类分析及分形学方法，探索江汉平原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类型及空间体系特征。研究表明，江汉平原因其内部自然环境基质的差异，形成了“二类四型”聚落空间形态:低丘岗地地域，主要是均衡镶嵌型聚落空间形态，可分为高密度（斑块）低丘点状形态及中密度（斑块）岗地团块形态2种亚型，此类聚落形态的村镇呈现出“星点”式空间结构；河渠水网地域，主要是轴带依附型聚落空间形态，可分为低密度（斑块）滨湖弧带形态和中低密度（斑块）河渠直线形态2种亚型，此类聚落形态的村镇呈现“点轴”式空间结构。江汉平原“二类四型”乡村聚落形态及空间体系结构在长江中游平原水网农区有一定的典型性，可以为此类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乡村居民点体系优化提供理论基础及实践指导。
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在全域和局域尺度分析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在此基础上，使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地区差异，并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二者在全域尺度上存在正向的空间关联，在局域尺度上正向和负向关联并存，具有高创新-高污染、低创新-低污染、高创新-低污染、低创新-高污染4种集聚类型。② 所有城市的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均存在负向影响，影响程度呈现出由东向西渐次递增的空间分异格局，现有样本计算结果有条件地支持EKC曲线，技术创新能够促进经济与环境的良性发展。③ 环境污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均能强化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减少环境污染。
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的兴起带动了城市研究的革新。为梳理中国POI数据在城市研究的应用进展，阶段性总结其应用方向、数据分析方法及尚存不足，并为未来POI数据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应用提供思路和借鉴。应用CiteSpace工具对中国知网2010—2019年625篇相关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结合分析结果对POI数据应用方向和数据分析方法进行梳理总结。结果表明:时间上，国内应用POI数据进行城市研究的文献在2013年后大量涌现，2017年呈现爆发式增长；应用上，主要用于城市功能区划分、城市中心区和边界识别、查明业态集聚分布以及兴趣点推荐4个方面；方法上，常用的有核密度分析、DBSCAN聚类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3类。研究表明，POI地理大数据是一种研究城市发展的有效数据，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城市的空间结构、分布格局和发展规律，未来可进一步与机器学习等算法结合，为城市外部扩张和内部功能结构调整在更长期的发展上提供一个决策分析手段，但POI数据尚无法代替面数据，研究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公众认知度高低对研究的影响。
运用A-F法测度多维贫困，结合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干旱风沙区进行农村多维贫困地域分异系统剖析。结果表明:① 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为14.73%，住房、教育和发展维度贡献率分别高达32.25%，23.94%，15.98%，收入已不再是主要致贫维度；② 村域多维贫困表现出集中连片性和地域差异性，南部山区为热点区域，北部扬黄灌区和塬区为冷点区域；③ 深度贫困地区影响MPI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为村庄区位条件、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④ 农村多维贫困呈现出自然环境限制农户发展，地理区位影响群体福利，资源丰度约束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异机制。为了缓解区域多维贫困，亟需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融合发展。
基于水资源节约视角，采用区域水资源规划消耗量占该地区水资源可利用量的比重来测算水资源压力指数，运用趋势分析、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方法对2005—2017年中国31个省市水资源压力指数空间格局演化特征与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并选取8个相关变量，采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影响水资源压力指数空间分异的因素，结论如下:① 研究期内，部分省份水资源压力指数呈上升趋势，环渤海、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等水资源压力较高地区具有较大的节水潜力；水资源压力空间分布不均，东西方的区域差异大于南北方。② 水资源压力指数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且集聚现象不断加强，水资源压力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地区空间分布较为稳定。③ 2005—2017年，影响全国水资源压力空间分异最主要的因素是万元GDP用水量与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东部地区水资源压力主要由人口数量、生活用水量、牲畜数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决定；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受万元GDP用水量与COD排放量的影响。
利用陕西省1961—2018年逐日降水资料、NCEP/NCAR再分析资料及NOAA海温资料，基于合成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研究了陕西汛雨开始早晚的气候特征及其影响系统。结果表明:陕西入汛日具有显著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特征，20世纪60年代主要以偏晚为主，70、80年代以偏早为主，90年代偏晚，进入21世纪以后以偏早为主，雨季主要集中在7月上旬至中旬中期。入汛偏早年，东亚副热带西风急流于6月下旬北跳，强度偏强，北跳偏早，欧亚中高纬为两槽一脊，副高偏强、偏西、偏北；低层，孟加拉湾至中国南海为巨大的气旋式距平环流，西北太平洋为显著的反气旋距平环流。入汛偏晚年，环流系统与偏早年相反。入汛早晚与冬春季海表温度相关，当冬季印度洋、春季热带北大西洋海温偏高，有利于入汛。
对青藏高原东北缘祁连山西段疏勒河源区多年冻土区0~50 cm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稳定型和极不稳定型多年冻土区0~50 cm土壤中微生物量碳含量范围分别为0.015~0.620 g/kg和0.019~0.411 g/kg，微生物量氮含量范围分别为0.644~12.770 mg/kg和0.207~3.725 mg/kg；土壤微生物量总体呈现出稳定型显著高于极不稳定型多年冻土，表明多年冻土退化（多年冻土由稳定型退化为极不稳定型）对土壤微生物量积累有明显抑制作用。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占有机碳、微生物生物量氮占全氮的比值在稳定型多年冻土中显著高于极不稳定型，表明多年冻土退化对土壤微生物的矿化能力有明显抑制作用。土壤微生物量及其与土壤养分的比值有显著的剖面变化特征，随土壤深度增加而减小。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均与土壤温度显著负相关，与地下生物量显著正相关。稳定型多年冻土中，土壤微生物量碳氮与碳氮比正相关、与氧化还原电位负相关；不稳定型多年冻土中，土壤微生物量碳氮与pH正相关。土壤微生物量碳氮与土壤温度和pH在剖面变化上显著相关。逐步回归分析表明驱动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在不同多年冻土类型和土层之间变化的因子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