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为例，通过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敏感性、景观连通性及生态需求识别武汉市陆地和水域生态源地，利用遗传算法获取最优生态源地。在此基础上，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分别提取陆地和水域生态廊道，将生态源地与生态廊道叠加构建2017年武汉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表明：2017年武汉市生态源地总面积约为1 917.342 km2，其中陆地和水域生态源地面积分别为780.217 km2和1 137.125 km2；利用遗传算法识别的最优陆地和水域生态源地分别为65和32个，所提取的生态廊道总长度为2 305.37 km，其中陆地和水域生态廊道长度分别为1 497.86 km和807.51 km；武汉市生态安全格局呈现“三横、三纵、三团簇”特征。此外，分别新增了8个陆地和水域生态垫脚石及5个生态源地，运用图论法对比优化前后相关指标，发现优化后可构建更完善的生态安全格局，优化方案可行。该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优化方法可为高速发展的大都市的生态安全格局研究提供更科学的参考。
基于大数据挖掘获取的2018年中国城市间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控股数据与发明专利权转移数据，模拟企业控股与专利转移2种路径下的城市技术转移网络。结合地理空间及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从城市中心性、多尺度网络关联强度、社区结构及距离衰减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企业控股与专利转移的城市强度中心性分别呈“核心?边缘”与带状集群分布，区域中心城市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分别在企业与专利联系网络中发挥了主要的中介作用，专利转移相比企业控股更有利于不同专业类别的技术转移；② 企业联系网络具有等级层次性，专利联系网络则更具开放性与流动性。其中企业控股为具有协调性的单向主导型转移路径，而专利转移为追求效益性的双向交互型转移路径；③ 企业联系网络中主要为“连片集聚，逐步扩散”的地理邻近式社区结构，而专利联系网络呈“局部合伙，广泛协作”的跨区域组团模式。④ 企业控股与专利转移均具有显著的距离衰减特征，但二者在不同阶段的距离衰减模式存在差异。
利用2000年、2010年、2020年3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通过景观格局指数、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定量探究长江经济带土地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生态环境响应。研究表明：①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的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与人造地表的分布存在空间错位，生态用地主要转为耕地和人造地表；② 景观层级上，斑块的聚合度降低、破碎化程度加剧、多样性程度有所增加，类型层级上，耕地的破碎化程度增加，人造地表在空间上的连接度加强，趋于规模发展；③ 2000—2020年，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恶化并存的特征弱化了整体生态质量的时间变异性，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低值区与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分布存在空间布局相似性；④区域土地资源供给与发展水平的空间错位、土地利用主导功能转型下的生态变化、人口虹吸效应、产业结构等影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布。
基于31个省（市、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DEA模型测度各研究单元的旅游经济效率，并分别考察信息基础设施与信息技术消费对于提升旅游经济效率的作用。研究发现：① 信息化并未从整体上提升中国旅游经济效率，这初步证实了“索洛悖论”和“戈登效应”在旅游部门的存在性；② 信息化对旅游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主要得益于信息基础设施的驱动，但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经济效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旅游经营主体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足是主要原因；③ 中国三大地区的旅游经济效率依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特征，规模效率在空间上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线，东侧地区的效率值整体高于西侧，总体表现出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致的空间分布规律，且空间分异不断扩大，西部地区应着重提高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
构建考虑多维特征的城市居民非通勤出行群体画像概念模型，提出一种按序结合相关系数矩阵与二阶聚类的方法，以进行非通勤出行群体画像。利用苏州市手机信令数据，基于非通勤出行时空规律和社会属性将城市居民出行者进行群体划分，并结合城市居民非通勤出行群体画像概念模型对不同类型非通勤出行群体进行多维度解析。结果显示：① 城市居民出行者可划分为：活跃?波动?工作日主导型群体、非活跃?稳定?均衡型群体。② 不同类型非通勤出行群体画像在多维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③ 根据群体画像标签关联分析，除显性关联外，群体画像不同标签间存在隐性关联。
核算了世界各国（地区）与中国，以及中国省际间的资源流通量，量化了贸易视角下水资源与能源的相互消耗量，从“源”与“汇”的视角描绘了各类资源从自然界进入经济系统到最终使用的整个过程。结果表明：① 中国虚拟水呈净流出状态，国际虚拟水贸易加重了中国的水资源压力；国际隐含能源贸易抵消了虚拟水净出口量的三分之一，缓解了中国的水资源压力。② 中国隐含能源呈净进口状态，国际隐含能源贸易缓解了中国的能源使用压力；国际虚拟水贸易加重了中国的能源使用压力，但影响程度较弱。③ 虚拟水主要通过农业和制造业进入社会经济系统，隐含能源主要通过矿业和制造业进入社会经济系统；固定资本形成和城镇生活消费是虚拟水和隐含能源的主要最终使用方式，数值分别为1735.42亿m3和2117.24亿m3，6.25×107 TJ和2.73×107 TJ。④ 中国各省份最终使用的水耗能源总量为8.73×106 TJ，占隐含能源总量的3.27%，低于能源耗水在虚拟水中的比重（9.63%）。能源省际贸易相比于水资源而言更为活跃，能源耗水在水?能纽带关系中起主导作用。
引入超效率SBM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面板回归模型，探讨2001—2018年长三角地区不同空间尺度创新合作与城市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创新绩效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创新绩效高值区集中在沪宁合杭甬发展带及其邻近地域，至2018年，22%的城市的创新绩效高于0.8657，仍有63%的城市创新绩效低于0.4491。② 不同行政等级城市中，3种空间尺度创新合作对高等级城市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由大到小的顺序为：区域外创新合作、区域内创新合作、本地创新合作，对一般等级城市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由大到小的顺序为：区域外创新合作、本地创新合作、区域内创新合作。③ 高等级城市中，本地创新合作与区域外创新合作相互削弱对方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二者的平衡利于提高城市创新绩效；本地创新合作与区域内创新合作交互和平衡效应也与此相同。④ 一般等级城市中，本地创新合作与区域外创新合作相互削弱对方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二者之间的平衡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作用；本地与区域内创新合作未因对方的变化而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作用，二者之间的平衡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作用。因此建议：加快推进长三角地区多个空间尺度创新合作，重视不同空间尺度创新合作之间的关系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
以豫陕鄂交界区为研究对象，测度2000—2017年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的综合发展水平，探析其空间分异特征、演化趋势和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综合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年均增速为6.08%，县域间发展的空间差异逐渐增大；② 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正相关性，热点显著区呈现由东南部向西南部再向东南部迁移变化特征，冷点显著区在2005年前主要分布在安康市和商洛市，之后主要聚集在南阳市；③ 人文和经济要素为中度和中高障碍水平，资源和环境要素为极低和低障碍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障碍因子在不同县域空间阻力的分异特征更加显著。④ 豫陕鄂交界区县域发展空间阻力模式可划分为3种类型，其中人文资源要素制约型是主要的空间阻力模式。最后，基于不同空间阻力模式特征解析，提出了分区发展策略。
基于2003—2018年长三角地区跨国、跨区以及区内企业异地投资数据，融合社会网络分析、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长三角地区多尺度城市网络空间演化及其动态互馈效应。结果表明：① 全球、全国和区域尺度城市网络分别处于初步发展、稳步发展和完善发展阶段，各尺度网络均呈现出区域化倾向，以沪宁合杭甬发展廊道为支撑的网络空间结构正在形成。② 城市的全球与全国功能联系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城市的区域功能联系提升能够促使其融入全球和全国尺度城市网络，反之，城市的全球与全国功能联系提升却未能促进其进一步融入长三角内部城市网络，融入全球尺度城市网络甚至对城市的区域功能联系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多尺度城市网络互馈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并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相耦合。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金融、信息和交通等多要素流视角对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的层级、格局与方向进行了分析，并借助QAP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其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黄河流域各要素城市网络中心性地区差异显著，交通网络差异最大且规模分布最为集中，西部中小城市交通发展滞后；信息网络差异较小，人口大市和旅游城市中心性较高；金融网络差异最小且规模分布最为分散，东部地区整体优势最为显著。② 黄河流域主干金融网络连通了流域各中心城市及山东、河南各市，形成菱形网络；主干信息网络呈现为以省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若干星形组团；主干交通网络以主要交通干线为轴，形成轴辐式网络，且各主干网络均是以西安、郑州和济南为核心。③ 城市间金融联系择优连接最为明显，信息联系以择优连接为主，在河南、山东表现出一定的邻近连接，交通联系邻近连接特征最为明显，形成若干交通次中心。④ 城市全球化水平、行政等级和政府职能转变力度及省际行政壁垒是影响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
选取1997―2019年中国香港特区数据，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对出入境旅游流产生路径的前因条件以及结果条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路径数量上，虽持续简化，但是仍然具有复杂性；② 在核心条件中，所有的单因素均不构成影响的核心条件，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流路径受到多因素组合作用；③ 在前因条件中，“软?硬”关系影响存在差异，硬实力关系对高出入境旅游流起主导作用，软实力关系则对非高出入境旅游流作用较大；④ 在路径国家（地区）中，高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存在显著地区差异；⑤ 在时间层面上，阶段1与阶段2、阶段3路径差异较大，表明时间节点的分割事件对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的影响不同。
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旅游“网红村”——恼包村为例，通过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探讨了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3种情感的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在旅游效应作用下，3种情感之间内在的互动机理。研究显示，在非本地旅游景观融入地方旅游社区的情境下，居民依然非常认同当前的景观与建筑，并对旅游发展保持积极态度；怀旧、集体记忆如果失去了物质载体，会在文化载体上集中表现；旅游景观的嬗变没有隔断居民对从前村落的集体记忆，但旅游景观优化带来的旅游效应削弱了居民的怀旧情感；居民的怀旧与集体记忆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居民的集体记忆显著影响地方认同，旅游发展效应对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全新世的气候、环境变化与人类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时期（6 000—5 300 a B. P.）是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该时期稻作农业经济社会是否已建立及其影响机制依然不清楚。通过对常州地区青城墩遗址的植物大遗存研究，在24份浮选样品中共发现了131粒炭化水稻（Oryza sativa）种子和2 262粒炭化水稻基盘，该结果表明青城墩遗址先民在崧泽文化时期的农业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稻作农业。结合前人研究工作发现，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时期人类主要的生业经济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稻作农业经济，辅之以采集葫芦（Lagenaria siceraria）、芡实（Euryale ferox）、桃（Prunus persica）、甜瓜（Cucumis melo）等野生植物资源为主的采集经济。7 000 a B. P.后海平面上升速率减缓和海岸线的东撤为开展水稻农业生产的古人类提供了大量的栖居环境，该时期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为水稻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生境条件。6 000 a B. P.后的人口压力是长江下游地区古人类选择以稳定和高产的稻作农业为主体生业经济的原因。
以黑河流域中游典型绿洲边缘地表水（水库水、河流水）和地下水为研究对象，选取2005—2013年地下水和地表水水化学离子连续监测数据，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Piper图、Gibbs图、离子相关性等方法，对水化学类型及其控制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① 在2005—2013年地下水总溶解固体（TDS）呈上升趋势，而地表水（河流水和水库水）TDS呈下降趋势，同时，地下水TDS显著高于地表水；② 在年际尺度，地下水离子浓度均随时间增加而显著升高，而河流水和水库水离子整体呈下降趋势；在年内尺度，地下水NO3?离子浓度呈现8月显著高于5月的特征，河流水Ca2+、SO42?离子浓度8月高于5月，而水库水所有离子含量5月高于8月；③ 在2005—2013年，地表水和地下水水化学类型变化：地表水水化学类型在2005—2009年由HCO3?-SO42?-Ca2+-Mg2+ 转变为HCO3?-Ca2+-Na+，而2009—2013年水库水转变为HCO3?-SO42?-Ca2+-Mg2+，河水转变为HCO3?-SO42?-Ca2+-Na+；地下水水化学类型由HCO3?-SO42?-Ca2+-Mg2+ 型转变为SO42?-HCO3?-Ca2+-Na+-Mg2+ 型；地表水和地下水中SO42?、NO3?变异系数最大，是随环境因素变化的最主要敏感离子；④ Gibbs图表明，地表水和地下水中离子主要来源于岩石风化作用，方解石、白云岩等碳酸盐岩或硅酸盐岩矿物的风化溶解是该地区离子主要来源。
东北低山丘陵区是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高强度的农业垦殖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侵蚀沟危害日益加剧。选择东辽河上游106.5 km2的区域为研究区，基于分辨率2 m的遥感影像，在GIS人工预判读侵蚀沟的基础上，野外实地验证并测量了研究区内长度≥50 m、且深度≥0.5 m的侵蚀沟的几何参数与经纬度；基于DEM获取了侵蚀沟所在坡面的坡度、坡向和高程等空间信息；分析了研究区侵蚀沟的基本特征与时空演化趋势，探讨了坡度和坡向对侵蚀沟发育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目前研究区已形成侵蚀沟322条，分布密度为3.0条/km2，沟壑密度为0.8 km/km2，割裂度为1.4%，侵蚀沟发展速度快，沟蚀强度已达强烈程度，应引起足够重视。② 侵蚀沟主要分布在6°~9°的坡耕地上，坡度对沟蚀的影响明显，坡耕地高强度垦殖是沟蚀加剧的主要驱动力；③ 阳坡（S、E）上侵蚀沟分布相对较多，而阴坡（N）上侵蚀沟分布最少，坡向对沟蚀也有一定影响。研究成果为认识东北低山丘陵区侵蚀沟发生与演化提供了科学数据。
以Fire_CCI51为主要数据源，应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呼伦贝尔地区2001—2019年草原火的时空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呼伦贝尔草原火时间上具有年际波动较大、循环周期不定和春、秋两季双峰式集中的特点；空间上集中分布在东部森林草原、边境线附近，呈现出东多西少、北多南少的格局。利用相关分析方法对主要气象因子（平均降水量、最高气温、最小相对湿度、最大风速）与草原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气象因子与草原火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通过对呼伦贝尔市1981—2015年的草原起火原因统计数据分析发现，人类活动是导致草原火发生的主要因素。应用空间分析方法对边境线20 km缓冲区内的草原火进行了提取，发现境外过火面积远高于境内而且俄罗斯的过火面积远高于蒙古和中国。
基于MODIS温度数据，采用TTOP模型和Stefan公式模拟了青藏高原地区的冻土分布并计算了活动层厚度，并与地面观测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2003—2019年青藏高原多年冻土面积为1.01×106 km2；多年冻土活动层厚度区域平均值为1.79 m， 活动层厚度区域平均的变化率为3.67 cm/10a，且草甸地区的变化率明显大于草原地区，5100~5300 m高程带的活动层厚度变化速率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