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5~2015年全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统计地图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分析中国高校科研人才的时空分布特征（不包括港澳台数据）,并采用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识别高校科研人才空间分布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的高校科研人才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不均衡性,总体趋势为东南密集,西北稀疏,科研人才高度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②高校科研人才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其热点地区为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等沿海省市,冷点地区集中分布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和黑龙江省。2005~2015年,高级职称人才的空间集聚程度有所减弱,而中初级职称科研人才的空间集聚程度有所加强;③人才政策、高等教育规模和层次、公共服务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是所有高校科研人才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职称差异的角度来看,薪酬和失业率等经济因素仅对初级职称科研人才的分布有影响,医疗、文化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才政策仅对中高级职称科研人才的分布有影响,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层次对各种职称人才的分布均有影响;从地区差异的角度来看,西部地区高校科研人才受到经济因素影响更为明显,而中东部高校科研人才受到公共服务水平影响的更为明显。
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是保证人居环境均衡发展的基础。基于“人类-居住-支撑-自然-社会”5个子系统,构建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2个系统间的容量耦合模型扩展运用到人居环境5个子系统中,综合熵值法、GIS空间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对辽宁省2005~2016年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力进行探讨,阐述人居环境系统内部协调性。研究表明:①2005~2016年辽宁省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缓慢浮动上升趋势;②辽宁省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呈分散格局,并且呈现从中间向两侧递减的“屋脊”式格局和“双核结构”;东西方向上,空间演变趋势由倒U型逐渐向一字型演变,南北方向上由斜线型向“L”型演变。③全省出现了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低协调区、高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类型区。④空间分异驱动力主要包括人的需求、经济发展、住房、互联网发展等。
西方国家对乡村空间的认识经历物质、意象再到三元综合体的深化,后者作为西方学界理解乡村空间的系统性理论框架,为研究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的转型过程提供全新视角。西方国家的乡村分化表明,乡村空间转型的功能与价值重塑,在全球乡村视角下有一般规律性,对中国乡村空间转型研究有重要启示。当前中国正处于城乡空间加速重构的关键时期,加强乡村空间及其转型在多维度认知、多功能趋势和多主体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地理学研究范式,响应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案例区,运用熵值-TOPSIS模型评价城市生态化水平的变化及差异,运用障碍度模型探究影响城市生态化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化水平在稳步提升,城市间生态化水平差异显著并呈扩大趋势;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化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中心-外围”结构,城市生态化水平与城市规模等级成正比,直辖市、省会城市和经济强市生态化水平要显著优于其他城市;城市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3个层面指标上的评价得分具有不平衡性,各城市优劣势有所差异,并且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生态化水平差异大于生态环境层面的差异;对大多数城市而言,经济层面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素是主要障碍因子。未来生态城市建设应立足城市自身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提升城市生态化水平,建设高质量生态城市。
交通事故多发点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要治理对象,如何利用空间统计方法对其进行高效鉴别是研究热点。以华东某地为研究区域,以2013~2015年该研究区域的道路交通事故数据为研究对象,以时空道路网络为视角,通过路网匹配和路网裁剪形成事故时空子路段,提出一种基于交通事故场景的网络时空核密度估计值作为鉴别指标,用累计频率法和零膨胀的负二项回归模型确定鉴别阈值的事故多发点鉴别方法。
基于动态外部性视角,提出再地方化效应的测度及对地区转型发展的作用机理,以皖江产业承接示范区为研究对象,从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3方面分析企业再地方化效应的时空演化特征,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其对皖江示范区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时间演化特征与各城市的产业承接政策和转入的产业类型不同有关;② 空间上MAR外部性呈现出“总体均衡-向西增强-向南增强”的演化特征,Jacobs外部性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增强,Porter外部性整体呈增强态势;③ MAR外部性对区域经济绩效和创新水平的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Jacobs外部性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对区域创新的效应为“U”型;Porter外部性能够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但不利于区域创新。
引入效用函数解析推拉理论,对系统发展模型、协调模型、耦合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进行了改进并综合,构建了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口集聚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关系;对2006~2016年京津冀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口集聚耦合的演进规律进行了解析。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口集聚两系统的发展指数、耦合度均呈现递增趋势,协同基础良好,耦合驱动潜力巨大;系统耦合由拮抗阶段趋向高水平耦合阶段发展;系统在时序上多处于同步发展状态,区域间耦合趋同基本实现;系统耦合度在空间分布存在差异性,并达到倒“U”形关系的顶峰;未来应着重考虑避免“城市病”问题的发生。
从时间与费用两个角度研究广州市地铁建设对公共交通可达性的影响及其影响的空间公平性。结果表明:① 加权时间与费用可达性均形成“核心-外围”的空间格局。通地铁后,南部郊区加权时间可达性变化率较大,花都区变化率最低;加权费用可达性高变率地区集中在地铁沿线及边缘地区。② 不乘地铁情境下,CBD等时圈呈同心圆状,80％的居民在50 min以及2元钱花费内能到达最近的商业综合体。乘地铁情境下等时圈沿着地铁网络延伸与扩散,80％的居民在30 min以及5元钱以内能到达最近的商业综合体。③ 无论是否乘坐地铁,出行时间的不公平程度都高于出行费用的不公平程度。番禺区的社区从地铁网络中时间可达性获益最多,最不公平的是白云区的社区,其绝对和相对变化较低;中心城区由于常规公交网络发达,地铁缩短的绝对出行时间较少,而变化率高。地铁对城市内中远距离出行性价比的影响最明显。
利用衡量新增斑块空间邻接关系的多阶景观扩张指数定量识别城市组团的空间特征,结合城市组团所表现出的城市空间结构信息,构建基于MLEI的元胞自动机城市扩展（MLEI-CA）模型。针对武汉市1990、2000、2013年3期遥感影像数据,运用MLEI-CA对武汉市城市扩展进行模拟,通过与Logistic-CA模型对比验证该模型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MLEI-CA模型更加准确地揭示城市扩展的空间演变过程,MLEI-CA模型精度优于Logistic-CA模型,Kappa系数、城市用地的精度分别提高6%和4%。
梳理相关文献,深入分析探讨20世纪以来东北地区地缘关系的演化过程,刻画地缘关系变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20世纪10~40年代,东北地区地缘关系呈现“半畸形”开放的状态,整个地区长期处于军阀战乱与日本侵略阶段;这一时期,东北地区迎来移民高峰,农业经济、民族工业快速发展,但同时境内日本经济肆意扩张,大量资源与财富被掠夺。新中国成立以来,地缘关系由50、60年代的依赖型转向80年代以后的多元和平发展;受其及政策等其他因素影响,地区内工业由蓬勃发展到缓慢波动前行。如今,东北地区地缘政治关系仍十分复杂,但地缘经济合作前景开阔;未来应大力推动东北亚国家及次区域间安全与经济合作,同时提高东北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及对外开放水平。
基于吉林省39个县域11 a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县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手段（ESDA）,对不同时间维度的县域经济发展效率进行空间关联性与空间差异度分析。研究发现:①在考察期内,吉林省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县域间的差异性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全要素生产率与县域经济总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在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方面,技术进步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但近年来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逐年下降。而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吉林省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逐年增强; ③就全省范围而言,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不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基本呈现随机分布的空间格局。但在局部空间尺度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性,并且以高-高和高-低分布形式为主;④县域间经济效率的时空分异主要受其资源禀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县域经济分工、产业结构和经济集聚水平等的影响。
以东北三省36个地区为研究对象,系统构建了城乡协调的指标体系,采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回归等方法探讨了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东北三省城乡协调的空间格局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不断扩大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趋于减弱。② 不同地区城乡协调水平变化各异。研究期内,大连市和锦州市一直处于高水平城乡协调状态,朝阳市长期处于低水平城乡协调状态。鹤岗市和七台河市城乡协调度位次上升最明显,哈尔滨市和辽源市城乡协调度位次下降最显著。③ 从空间格局来看,中级城乡协调区增多且向北移动,初级城乡协调区减少且向中部集中,“南北高,中间低”的城乡协调格局基本形成。与此同时,城乡协调的冷热点均不断收缩,空间极化效应趋于减弱。④ 城镇化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是促进东北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工业化并未显著促进东北城乡协调发展且与城乡协调发展负相关,农业现代化经营对城乡协调发展有正向作用,交通因素在近些年的促进作用逐渐凸显,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化水平对东北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
空气污染是城市主要的环境问题之一,严重影响到城市人类健康,而交通尾气排放是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绿色出行是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低碳、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城市污染等问题的一种交通理念。基于绿色出行理念的城市空气污染分区调控研究,对于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具有重大意义。以合肥市区为例,构建基于绿色出行理念的城市空气污染评估框架,提出公共交通、步行及自行车的3类绿色出行评价指标,运用大数据分析绿色出行方式降低空气污染物排放的潜力。结果表明:合肥市区公共交通出行呈现东西、南北2条带状分布,步行及自行车出行集中于路网密度较高的城市二环内,“一核两轴”地区的绿色出行条件较好,改善空气污染物排放的潜力较强;城市空气污染空间呈现城市一环、滨湖新区核心区2个凹地;探讨绿色出行与城市空气污染的空间关系,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空间权衡关系;最后,基于绿色出行与城市空气污染的空间分布关系,将合肥市区分为绿色出行区、优化建设区、潜力提升区、出行限制区4类区域,并对不同区域提出城市空气污染优化策略。
在揭示人海辩证关系与海洋社会属性的基础上,从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视角,解析了海洋的构成。第一海洋（自然海洋）是人海关系地域系统中自然存在而非人为构筑的海洋部分,其核心要素是地理位置、物质构成和空间形态。第二海洋（人工海洋）是人类海洋实践中所建造的设施及相应的物质、能量及信息流动,包括基地设施、人类主体之间的物质信息交流和人类与海洋之间的采集排放活动。第三海洋（关系海洋）是不同人类主体在海洋实践中形成的互动关系,核心内容是主体构成、内容组成以及表现形式。第四海洋（观念海洋）是人类对海洋及海洋实践活动的认知,核心是在处理人类与海洋、陆地与海洋和人类主体之间关系时所秉持的理念。现实中,自然海洋、实践性的人工海洋和关系海洋与构想性的观念海洋相互作用,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海洋世界。随着人类海洋实践的深化,关系海洋和观念海洋与自然海洋和人工海洋一并成为了研究与实践的重点。
以“气候变暖”为标志的全球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产生强烈影响,利用参数本地化的生物地球化学模型（Biome-BGC）对五道梁地区草地生态系统进行模拟,研究了该区域1961~2015年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的变化,并进行了情景模拟。结果表明:五道梁地区近55 a草地年均NPP为67.94 g/(m 2·a),呈显著上升趋势,主要是由生长季延长以及9月份生物量快速增长造成。在该地区,温度是草地NPP的主导因子,降水变化在40%以内对生产力影响不显著;温度和降水交互影响NPP,对单一影响有放大作用,暖湿条件下NPP对气候变化响应更加明显。
基于百分位等统计方法构建极端气候指数,分析中国东部气温极端特性变化的时空格局和趋势特征,探讨其与全球变暖和区域气候变率的关联性。结果表明,近60 a来,中国东部长期增暖趋势明显,高纬度北方地区和冬、春季节气温对全球变暖响应最为显著;相比于日最低气温,日最高气温上升趋势不明显,黄河与长江之间部分地区日最高温度出现下降趋势。全域日较差总体亦呈减小趋势;与日气温极值的平均状况和气候趋势相一致,极端低温事件强度下降趋势明显,黄河以北及东南沿海地区减弱显著。极端高温事件强度增加趋势并不明显,黄淮地区出现减小趋势;年霜冻日数和冰冻日数以及寒潮持续期的长期变化趋势以减少为主。高温热浪的持续期则以增加为主;中国东部极端气温事件频次与强度的演变格局存在同向一致性。极端低温影响指数的分布呈现北部大于南部、内陆大于沿海地区的特征,全域以一致性下降趋势为主,特别是东部沿海降低最为明显。另外,春季极端低温的影响指数大于冬季,且未有明显减小趋势。极端高温的影响指数增强趋势不明显,地区差异较大,指数的大值区影响增强的趋势显著。相比于强度,极端气温事件频次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更为敏感。同时,副热带高压、南极涛动和北极涛动等区域性气候变率可能是调控中国东部极端气温事件形成和演化的重要因素。
深入解读中国科研评价中存在的3个现象,即过度重视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唯高影响因子”和“唯发表成果为王”。其中,过度重视SCI/SSCI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唯高影响因子”和“唯发表成果为王”现象的出现,成为中国学术界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科研评价和学术地位认定政策”“学术成果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评价”是影响中文权威核心期刊学术论文价值认可度的3大公因子。结合对中国地理学领域为主的近千位科研人员的感知调查,构建了包括期刊影响因子、论文被引频次、论文下载量、论文社会价值以及论文创新性5个指标的新的学术论文价值综合评价模型。最后从国家、部委、学会、期刊和学者层面分别提出改革过度推崇SCI/SSCI的学术评定政策、树立科研成果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的导向;强化政策执行力与构建服务于学术本质的考核标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及制定和完善评价体系;提升文化自信、凸显特色化和差异化、强化市场化和增值多元化;增强母语成果自信和提升在中文权威核心期刊建立学术地位的动力等实践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