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非期望产出视角,采用SBM模型测度2005~2014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53个城市（不包括港、澳、台、三沙市）的城市发展效率,并分析其时空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城市发展效率值低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城市发展效率值,并且更符合城市实际发展; ②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发展效率整体水平不高,波动幅度大,阶段特征明显,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③ 在时空分析特征中,城市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明显,近2 a有缩小的趋势;整体城市发展效率空间呈现“北部围绕青岛市,中部围绕上海市,南部围绕深圳市”的发展格局;④ 在影响因素分析中,经济规模对城市发展效率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结构水平和污染处理能力对城市发展效率产生负向影响,传统的加工制造业、高耗能重污染工业和污染处理不到位是导致城市发展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
以居住为导向的北部回龙观区域和产业导向的南部亦庄为区域,以时间剖面遥感影像图为基础,综合运用土地利用数据、实地调查与深度访谈等多种方法,判别、回顾并解译物质空间的基本变化过程,凝练物质空间的演替规律与组织模式,以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综合开发方案提供支撑。研究发现：① 居住导向的物质空间组织模式,以站域内居住空间持续扩大、居民数量不断增多为特征,伴随着城乡景观和生活方式的角逐。同时,却往往忽视了产业空间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套建设,加之高密度的人口集聚,大大降低了居住舒适度。② 产业导向的物质空间组织模式以站域内产业空间持续扩大、企业数量不断增多、配套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为特征。但居住空间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建设的时滞性显著,造成了人气不足、土地利用效益低下。③ 建立和完善轨道交通站域的物质空间组织模式知识库,将为交通导向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综合开发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利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与位序-规模法则定量分析2000~2014年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其变化特征。结论如下：使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比与演变分析时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更能准确刻画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特征;中国各省区
以广州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集群为案例,分析产业范式转变背景下地方创业区位选择对产业集群空间演化的影响。结果显示：初始资源富集和政策环境导向使特定空间成为创业的优势区位,早期第一代创业企业在其中集聚发展形成集群雏形,并在关系网络和区域认同作用下形成产业集群空间核心区。第二代创业企业在产业转型契机下选择开拓缝隙市场,新的区位诉求由此产生并作用在集群的空间演化上。总的来说,产业转型期同时也是集群空间转变的关键时期,创业企业通过区位选择可以改变集群的空间形态和层次。
以城市人口规模、城市间距离为指标,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定量分析辽宁中部城市群中城市规模与空间距离的关系,以及城市与“最近城市”的距离和“距离位序”之间是否存在类似“城市位序-规模律”的定量关系。研究发现：① 城市i的规模Pi与“最近城市”n的规模Pn、距离Di-n以及区域中心城市c的距离Di-c有关,与首位城市的规模和距离无关,其中Pn、Di-n为正向影响,Di-c为负向影响。就影响力而言,区域中心城市c的影响大于“最近城市”n,这一点区别于国内其他城市群。② 城市群中存在“城市距离-位序律”的定量关系。③ 利用城市规模与距离的定量关系可以测算理论人口规模和影响范围,为辽宁中部城市群的人口预测和空间结构划分提供有益参考。
从可达性的视角采用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日常可达性等指标对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构建对各地市省内和省际可达性及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① “米”字形高速铁路网有助于各地市省内和省际可达性水平提升,郑州的极化与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边界城市的交通边缘化状况明显改善,“米”字形城镇发展轴带正在形成;② 各地市省内和省际经济潜力大幅度提升,位置居中的高铁沿线城市省内区位优势显著,边界高铁沿线城市在省际联系中的门户区位优势显现;③ 以郑州中心的0.5 h核心圈、1 h紧密圈正在形成,“同城效应”显现,各地市省际2 h交流圈大幅度拓展,以郑州为中心的1.5 h省际合作圈即将形成。高铁网的构建将成为河南城市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推动因素和空间结构优化的基础支撑条件。
借助Bootstrap-DEA模型综合测算了环渤海地区17个城市海洋经济效率,并结合标准差椭圆和重心坐标方法,定量刻画了2000~2012年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效率空间格局演化特征,考察了影响空间格局演化的重要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基于Bootstrap-DEA模型纠偏后的海洋经济效率更低,但准确性更高;计算得到的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效率总体上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低海洋经济效率的城市主要分布于渤海西南沿岸。② 从标准差椭圆分布来看,海洋经济效率总体呈现南（偏西）-北（偏东）的空间格局;从重心的移动轨迹来看,效率重心先向渤海西南部海洋经济区移动,再转向辽东半岛海洋经济区与渤海西部海洋经济区移动,最后转向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移动。③ 针对海洋经济效率空间格局演化驱动机制的分析表明,区位优势对海洋经济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海洋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海洋经济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资源消耗型海洋产业比重过大是导致海洋经济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以广州都市区1 361个社区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住房数据为基础,从住房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户均建筑面积、住房生活设施4个方面构建居民住房条件评价体系,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广州市居民住房条件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提升,具有“圈层基础上的多核心”式空间分异结构;② 户均建筑面积和建成年代是决定其住房条件差异的2项重要指标,旧城的住房条件异质性最高;③ 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互换效应和过滤效应、高房价和高地价影响和强化了住房条件分异格局,制度性因素、政府决策和市场力量同时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采用文献归纳、案例分析等方法,依据贸易与经济地理等理论对科隆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归纳与梳理;在此基础上,对科隆自贸区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分析;最后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启示作了初步的分析与探讨。
选取H市中心城区2009年和2010年发生的街头抢劫案件为研究对象,构建地理加权泊松回归GWPR模型,探讨不同性质土地利用对案件影响的空间差异性。研究表明,各类用地与街头抢劫的关系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位于中心区外围的传统居住区和部分新建社区等居住用地对街头抢劫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对街头抢劫的影响总体上显著性不强,但与其中的商业设施点类型密切相关,独栋高层的商业综合体会使犯罪数量下降,而临街商铺形式的商业设施点则是犯罪高发区域;工业用地仅对老城区的街头抢劫产生正向影响;公园绿地总体上与街头抢劫案件呈负相关性,但城市开敞绿地多的地方案件数量也较多;交通设施用地与街头抢劫的关系则受到交通设施、道路等级、路网形态的影响。最后通过聚类分析发现,土地利用对案件影响的主导因素的空间分异模式与不同的城市功能分区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可以对每个功能分区根据其街头抢劫发生的主导因素制定相应的土地利用规划导则。
基于东北地区2009年、2012年和2015年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相关分析等数理和空间分析方法,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从类型、均衡度和密度等方面对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 2009年、2012年、2015年3个时段,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集聚状态,且集聚程度具有先强后弱的演变特征;② 省会城市和主要交通节点城市附近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较大;③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三省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增强区域扩散较快,但蒙东地区变化较慢;④ 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影响很大,其中地形地貌、水文是影响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内生因素,而社会经济水平、交通等是重要的外推动力,对A级旅游景区分布影响比较显著。
以地貌、土壤、坡向、坡度、高程5个指标构建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指数模糊综合评价体系,使用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法确定各单因素权重,根据环境驱动因子分级标准及等级值,采用梯形和三角形隶属函数计算单因素评价值,再使用加权平均的综合评价类型和等距法,得到了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指数综合等级,运用SPSS数据探索功能,分析宜居度最高地区的具体环境特征,并分别以仰韶后期和龙山时期的实际遗址分布数据对该等级评价系统的准确性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评价结果较为准确可靠。
现有的神经网络模拟太阳辐射的模型很少考虑云、气溶胶、水汽对太阳辐射的影响,采用MODIS提供的气溶胶、云、水汽高空大气遥感产品和常规气象数据,输入LM（Levenberg-Marquardt）算法优化后的BP（Back-Propagation）神经网络模型（简称LM-BP）模拟了和田、西宁、固原、延安4个辐射站点的太阳辐射月均值。验证结果表明：神经网络模型中加入气溶胶、云、水汽之后,4个辐射站点的
选取1987~201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运用变化轨迹分析方法以及景观指数表征黑河中游地区耕地景观的演变过程,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耕地景观演变的驱动力。结果表明：从耕地的变化轨迹来看,研究期间耕地的扩张是黑河中游地区耕地景观演变的主要趋势;从空间上来看,扩张型耕地和缩减型耕地分布趋向集中,主要集中在稳定型耕地边缘,同时耕地扩张的方向趋向河流;从驱动因素分析来看,总人口、城市化、产业发展、机电井数等是促使耕地景观演变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因素,但是各个驱动因素的驱动作用均有差异。
基于热带气旋时间、路径、强度数据和中国728个气象站点1951~2014年日降水数据,分析了年和季节极端降水广义极值（GEV）分布函数特征及受热带气旋的影响。通过检查年和各季节极端降水的非一致性,发现具有变异点或显著时间趋势的站点占总站点数的比例较低。仅考虑满足一致性的站点,年和各季节极端降水GEV分布上尾部在全国大部分区域表现出厚尾特征,且不具有上边界。总体来看北方厚尾特征重于南方,秋季和冬季明显高于年和夏季。年极端降水厚尾特征受到不同季节极端降水机制的混合影响。而且,热带气旋对中国沿海区域极端降水有重要影响,往往引发大量级极端降水。东南沿海地区最大10场极端降水由热带气旋引发的比例达到60%以上。因此热带气旋趋向于增加沿海区域年极端降水GEV分布形状参数的大小,并控制着曲线上尾部的形状。
基于国内外农户气候变化感知和适应研究进展,在辨析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异概念的基础上,阐释农户气候变化/变异感知结果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行为之间存在不确定关系,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直接转化为适应策略需克服一系列障碍因素。针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策略,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农户适应策略的基础上,对这些策略是否属于气候变化和变异适应行为提出质疑,认为不能忽略其他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对这些措施的驱动作用。最后,对中国未来研究提出慎重大规模开展农户气候变化感知及适应研究、厘清气候变化/变异感知与适应策略之间关系和重视时空异质性以及农户异质性研究三点展望。
选取云南石林红土剖面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岩溶盆地这一独特地貌单元中主量、稀土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研究表明：① 云南石林土壤中主量和稀土元素的组成具有较好的一致性;② 通过对化学蚀变指数（CIA）与Na/K比值关系图以及A-CN-K（Al2O3-CaO*+Na2O-K2O）三角图分析发现：石林地区2个剖面均经历了温暖湿润环境下的强烈化学风化作用;石林地区土壤中稀土元素含量较高,其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分布模式表现出高度相似性,且继承了基岩的特征,两者均表现为Eu处负异常,但剖面CK在Ce处表现为负异常,而剖面KP在Ce处无明显变化;③ 2个剖面元素组成及含量变化基本保持一致,表明此地土壤受外来物质影响程度较小,2个剖面的元素地球化学特征与基岩存在一定相似性。
基于黑龙江省1960~201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采用自然正交分解（EOF）、气候倾向率及Observation Minus Reanalysis (OMR)等方法,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对黑龙江省气温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1960~2010年黑龙江省耕地、建设用地、水域面积依次增加,沼泽、草地和林地依次减少。土地利用变化区域性较明显,沼泽转变为耕地集中在东部,草地转为耕地集中分布在黑龙江省西部,沼泽转为林地和林地转为耕地集中在北部,建设用地增加主要集中在南部;② 黑龙江省1960~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对年平均气温及各个季节平均气温均产生升高效应,但并不显著,对年气温的影响趋势为0.053℃/10a,贡献率为12.1%;③ 1960~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产生气温空间变化异质性,但没有改变气温纬向性空间分布特征;④ 1960~2010年,林地和沼泽的气温影响效应为升温,草地和耕地为降温,但各个季节有所差异,夏季和秋季表现出降温效应,建设用地全年及各个季节均表现出升温效应,冬季最强;林地转耕地、草地转耕地均以升温效应为主,沼泽转耕地为降温效应。
通过野外实地考察和实验分析,在巴丹吉林沙漠的呼和吉林湖东沙山、呼和吉林湖西沙山和伊利克敖包沙山斜坡上发现了高含量薄膜水和带状分布的灌木植被。分析表明：① 沙山沙层中出现了含量在3％~5％之间、占据厚度为0.5~3.0 m之间的高含量薄膜水,并出现了一部分水分含量大于5％的重力水,这在极端干旱的沙山斜坡沙层中是非常少见的。② 沙层中的含水量垂向分布与重力水的存在指示,在当年雨季末期,大气降水就完全能够通过沙层入渗达到2~4 m或更大深度,从而避免了蒸发作用的消耗,确保了沙层水分能够通过入渗向深层运移。③ 沙山沙层中高含量薄膜水和重力水的存在以及灌木植被带的发育充分证明,该区大气降水在经过蒸发与蒸腾消耗之后,仍有剩余的水分渗入地下,显示了沙山区沙层水分为明显的正平衡。高含量薄膜水的存在和带状植被的发育的表明大气降水至少是该区地下水和湖水的重要补给来源之一。④ 沙山表层1~4 m深度范围有时存在含量大于5%的重力水,表明沙山表层水分运移动力很强。沙层入渗率高,沙层水受蒸发影响的深度小,利于大气降水向地下水的转化,这也是该区大气降水能够补给地下水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