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城镇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决定着世界城镇化的进程。近35 a来中国地理学家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首次提出了城镇化的概念,推动城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率先将Northam提出的城镇化发展三阶段论修正为四阶段论;提出了中国城镇化发展合理进程并被《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采用;研制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综合区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合理格局;率先研制了城镇化发展质量定量测度方法与系统,为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提供了技术支撑;较早发布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通用模式和差异模式;首次提出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圈理论与技术图谱。中国地理学家在城镇化这一多学科研究的重大领域中经常扮演着组织者角色,并担当重任,主要是：综合分析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国际经验,探索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机制与基本规律,辨析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和差异模式,揭示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关系,模拟预警城镇化发展的多种情景与风险,选择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的可持续之路。今后一段时间内,创新国家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理论,优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揭示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理及规律,研制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与引导政策,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理学使命。
公共自行车作为一种绿色低碳的交通出行方式,在国内外许多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国内公共自行车相关研究多以使用特征分析为主,而与建成环境关系的研究较少。采用运营大数据与网络开放大数据相结合的方法,以南京市桥北区为案例,研究公共自行车站点使用特征及建成环境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公共自行车的使用存在明显的时空间差异;② 使用主要受站点300 m范围内日常服务设施网点密度、基础设施及公共交通条件等建成环境因子影响;③ 建成环境对不同时段使用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研究结果可为片区站点的优化布局与管理建设,以及无桩型共享单车的投放与运营管理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建立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的共生演化Logistic模型,通过压力-状态-影响-响应（PSIR）模型对Logistic模型中的基本指数进行求解,进一步计算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之间的共生系数,结果表明：天津和上海两市发展模式已摆脱资源索取模式,其海洋经济生态共生模式的探讨意义较小;其余沿海九省中,河北、江苏、广西和海南4省处于反向共生水平,辽宁和山东两省呈现并生模式,浙江和广东呈现出生态受益的偏利共生模式,福建则呈现出经济受害的偏利共生模式。根据沿海各省市海洋经济生态共生模式,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对沿海省市今后的经济和生态发展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空气污染问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以中国2014年150个地级市作为样本数据,采用空气质量指数（AQI）作为全面衡量空气污染的指标,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分析了不同城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有利于空气质量的改善。此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二氧化硫和PM2.5浓度的提高均是导致空气污染加剧的重要因素;而环保意识的提升则有利于空气质量的改善。民用汽车保有量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不同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改善作用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东北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外商直接投资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最大,山东半岛城市群和川渝城市群外商直接投资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不明显。
在深入阐明生态系统服务与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根据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以生态服务流为纽带形成的反馈机制,提出基于驱动（Driver）-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响应（Response）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框架。该框架有助于深入理解区域生态安全维持和区域生态安全问题形成的机制,拓展区域生态安全评估、生态安全格局维持和提升的视野。当前,耦合生态服务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有3个关键的前沿议题：① 生态服务需求和生态服务供给的空间耦合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② 维持生态系统服务流网络结构完整性和稳定性的人类活动阈值;③ 耦合人类生态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估模型。
采用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基于全面二孩实施背景,预测未来中国与省际城乡人口规模以及省际人口迁移规模;采用2010年人口数据和2020年预测人口数据,从对比视角分析了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变化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会带来区域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② 综合考虑省际人口迁移方向与强度,将中国31个省份划分为4种类型;③ 省际人口迁移促进了城镇化率的提高及省际差异的缩小,对2010~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的增加的贡献占到了30.77%。
人口与经济分布格局是反映区域差异的重要指标。结合不一致指数、重心方法及不均衡指数等对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的非均衡格局演变进行研究,并基于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回归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非均衡格局呈现相对稳定状况,但随着区域发展格局转变带来的人口与经济分布格局的差异化演变,区域人口与经济的整体非均衡性有所弱化。对人口与经济非均衡格局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不同时期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始终受城市发展差异影响的同时也伴随着市场力量的趋强和政府影响的弱化。
运用HR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评价长江经济带每“两化”以及“五化”的协调发展指数,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索“五化”协调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五化”发展指数中绿色化发展指数最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最低;“五化”发展指数上游地区绿色化指数最高,中游地区工业化指数最高,下游地区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指数最高;“两化”协调发展指数最高为城镇化与信息化,最低为工业化与绿色化;“五化”协调发展指数空间格局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
利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采用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和核心边缘指数,对2013和2016年的京津冀雄地区的旅游经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分析发现：① 旅游经济联系度和联系量提高显著,旅游经济联系有均质化趋势。② 网络结构呈现北部和南部相对稀疏,中东部相对密集的非均质格局。③ 雄安新区是旅游网络空间的战略节点,该区将促进京津冀旅游均质化发展。④ 具有一定的核心-边缘区结构,北京和天津为核心区;邢台和雄安为边缘地区;其他区域为中间区。石家庄和邯郸将成为除京津之外的旅游经济网络结构中心。京津冀雄逐步从“两核独大”网络格局向“两核带动,多点发展”转变,区域整体网络化初步形成。
基于2000~2014年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分析转型期间人口时空格局变化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转型以来东北资源型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状态不断加剧,只有25%的城市人口集中水平保持不变或小幅提升,75%的资源型城市人口集聚水平下降。从城市类型来看,石油型城市人口吸纳能力优于冶金型城市、森工型城市和煤炭型城市。选择个体时刻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得出产业结构调整、交通便捷程度、医疗社会服务、环境质量等因素对人口空间集中分布产生较明显的作用,未来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在岗工资水平、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和交通网络建设等方面提高资源型城市人口集聚能力。
以锡林郭勒牧区（9旗市）145个规模以上聚落为研究客体,采用全国5次（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2015年调查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空间统计技术等方法,对研究区聚落体系的结构形态、规模等级、时空演变特征及机制进行分析。结构形态的动态特征表明,一定程度的外在作用力对地理环境基底均衡性产生影响,进而将对Christaller景观产生重大影响;规模等级的动态特征在不同时期遵循严格的规模-位序法则;50 a间,聚落规模总体变化速率基本与历史上的“大事件”一一对应。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的演化特征及其机制表明,经典的中心地体系在典型牧区依然受传统因素的影响,而当前对中心地体系影响深刻的信息化、网络化等因素在牧区未产生显著影响。另外,促使聚落体系演变的驱动因素以外因为主,内生动力不足为其主要特征。总体认为,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对蒙古高原人地关系系统的调控与优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Slack-Based Measure)模型,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对甘肃省各县（区）2000~2014年的农业生态效率及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考虑非期望产出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态效率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态效率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② 在研究期内甘肃省农业生态效率呈持续上升态势,但整体效率偏低;空间变化趋势呈现自西向东、自南向北递减态势,但南北差异小于东西差异。③ 从全局空间分异来看,除2001~2003年外,甘肃省各县（区）农业生态效率呈现正相关特征,空间集聚现象显著;从局部空间分异来看,处于空间正相关地区数量在研究期内逐渐下降,区域农业生态效率的集聚现象减弱。农业生态效率高高（HH）集聚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及甘南地区,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向邻接地区扩散的趋势;低低（LL）集聚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中部地区,空间分布较为稳定。
以河南省封丘县树莓产业为例,基于实地调查,从特色种植的空间扩散网络、村域种植规模变化、不同类型村空间分布特征、整体参与村空间集聚特征4方面对特色种植的空间持续性进行分析发现：特色种植空间扩散网络密度低,空间持续性不强,但其变化的空间范围一定,集聚特征明显。运用AMOS21.0对以上现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① 农户自身特性,尤其是冒险性精神对其持续种植时长影响较大;② 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条件获取越便利,农户持续种植时间越长;③ 政府推动对农户持续种植具有正向作用;④ 资源环境,尤其是土壤特性和能人带动对村域种植规模影响深刻;⑤ 距离区位对村域持续种植的影响弱于基础设施条件。
针对当前中国湖泊柱样沉积物中239+240Pu的研究现状,对中国湖泊239+240Pu的来源、239+240Pu最大蓄积峰的年代以及239+240Pu在湖泊沉积物中的迁移行为进行了研究总结。结果表明：中国湖泊239+240Pu的主要来源于全球大气核试验沉降,湖泊沉积柱样中表层沉积物240Pu/239Pu均值为0.177±0.019;柱样240Pu/239Pu均值为0.177±0.008;柱样239+240Pu的沉积通量范围在7.45~240.6 MBq/km2之间,因湖泊所处沉积环境及纬度的差异而变化。湖泊柱样剖面中的239+240Pu的分布多呈单峰分布,湖泊沉积物中239+240Pu的最大蓄积峰位置改变可以忽略不计,239+240Pu最大蓄积峰具有时标价值。
遥感技术近年来在估算区域尺度蒸散发中应用广泛。不同方法在驱动数据、模型机理和适用范围往往存在很大差别。鉴于此,阐述了基于传统方法空间尺度扩展的遥感模型,经验统计公式,特征空间法,单源、双源垂向能量平衡余项法等几类的遥感蒸散发反演方法,简要介绍了三温模型、非参数化模型、半经验模型、集成模型等常用模型。同时,分析了遥感数据同化实现连续估算区域蒸散发的主要思路,综述了基于能量平衡和基于复杂过程模型的数据同化的原理、方法演进及常用同化算法等。最后,探讨了各类区域蒸散发遥感方法的优劣、展望了模型机理完善、不确定性研究、结果验证等与蒸散发直接反演和数据同化相关的研究方向。
基于2000年和2010年土地利用遥感数据,从自然、区位、交通、人口和经济4个角度选取驱动因子,利用Logistic-CA-Markov土地利用综合模型预测赣南森林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和其它林地4种林地类型在当前模式、规划模式和保护模式3种情景下的空间演变格局。结果表明：① 到2020年,在当前模式和规划模式,林地总面积将减少,在保护模式则出现增加,3种情景都体现出有林地和其它林地增加、疏林地和灌木林缩减的趋势,只是增减幅度不同,但不论何种情形林地的组成结构都将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化;② 3种情景都是以疏林地→有林地、有林地→其它林地和灌木林→有林地这3种类型的转化为主,向有林地的转化分布都比较分散,而向其它林地的转化却集中在安远、信丰、于都、赣县四县交界处;③ 相较于当前模式,在规划模式下集中在安远县及其周边的有林地向其它林地的转化出现大量缩减,在保护模式下这种缩减更加明显。
基于1960~2015年西安气象站点逐日最高温、最低温数据,采用RHtest软件对非均一化气温序列进行订正,进而选取16项极端气温指数,对西安极端气温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由于气象站点迁移,西安气温资料存在非均一性,导致极端气温变化趋势被低估;② 全球变暖背景下,西安极端气温变化表现出：“快速增温与平稳波动并存,冷暖变化趋势相反,夜晚增暖趋势比白天明显,白天波动变化明显于夜晚,持续性高温事件变化不大,持续性低温事件大幅下降”的变化特征;③ 通过不同区域趋势变化对比、冷暖、昼夜变化关系对比发现,受城市热岛影响,西安极端低温事件减少更为突出,远高于中国其他对比区域（秦岭南北、黄土高原、东北地区等）;④ 在昼夜变化上,西安极端气温变化与中国、全球变化具有一致性,但是通过冷暖指标对比发现,西安极端气温变化具有区域性,表现为冷昼日数下降高于暖昼日数上升,冷夜日数下降高于暖夜日数上升,冷持续日数和暖持续日数共同表现为下降趋势。
利用1960~2014年中国西南地区141个气象台站的逐日气象资料,引入一个新的干旱指数——逐日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日SPEI）,对极端干旱事件的年代际、年际、季节内变化及持续性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空间上,近55 a西南春季和年极端干旱程度呈一致的减弱趋势,重庆、四川与贵州的交界处及四川西北部极端干旱程度明显缓解,而夏、秋两季极端干旱表现出增强的趋势并有一定的区域性特征。时间上,春季和全年极端干旱频率、强度和持续天数逐渐减少,春季极端干旱的减弱程度较全年明显;夏、秋两季极端干旱频率、强度和持续天数呈增加趋势,夏季极端干旱的加重趋势比秋季明显。从极端干旱事件的持续性来看,20世纪60年代和21世纪初（2000~2014年）西南遭受的极端干旱最严重,持续期达60 d以上的站点分别占到站点总数的60%和73%。
